人物素描

　　与其他经济学家相比，蔡昉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话语不多，温文尔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提出的中国将“未富先老”的理论曾经引起一片争执。无论平时还是在此次人代会上，蔡昉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针对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通过改革提高经济增长率等多个话题，他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期推动中国部分领域的改革。

　　■ 对话

　　农民工落户不存在增加城市成本

　　新京报：现在都在提户籍改革，你觉得这是否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和财政能力的重新调整？

　　蔡昉：这个和户籍有一定的关联，但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

　　新京报：有机构说，一个农民工落户，成本是10万元。

　　蔡昉：我不认可。比如现在的各项社保，基本都是现收现付，也就是说，都是今天工作的人养着今天退休的人。今天工作的人，未来退休时只能指望未来工作的人。这就存在一个事实，就是多少人缴费，多少人领取。农民工现在都是在付出，因为他们年轻，而且相当长的时间并不领取。

　　新京报：但一些人说，这样会导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

　　蔡昉：这是抽象的理由。从全国来看，为什么说城镇化是必由之路？因为城市是产业和人口集聚、从而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源的发展模式。这就是为什么资源越来越稀缺，但城镇化比重越来越需要提高。健康的城镇化可以使国家更加协调和高效。反过来说，现在的环境压力，有多少是农民工造成的？他们又不开车，他们怎么制造污染天气呢？

　　城市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能脱节

　　新京报：具体实现人口城镇化需要怎么做？

　　蔡昉：必须制定出时间表。初步来看，我国1.6亿农民工已经是城市常住人口。我觉得最迟是到2030年，如果我国城镇化率70%，那么就需要去消化这些常住人口。

　　这个城镇化不能是现在城市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脱节，而是两者统一。当然，不同城市可以有所区别。全国各类城市共同努力，最后达到这个标准。时间表定了后，才能重新定什么条件可以落户。

　　新京报：这会不会面临着地方政府的阻力？

　　蔡昉：所以我们一直提的是顶层设计，综合配套。只有顶层设计，超越局部利益，才能逐步做到。比如我们也可以对政府形成倒逼机制，人地挂钩。不增加户籍人口，干嘛要用地？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人口的增加，一寸土地都不让扩张，这样地方政府才有动力。

　　新京报：是不是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蔡昉：户籍改革肯定是渐进性的，不可能一夜之间谁来了就登记为当地居民，因为还存在福利含金量的差别，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把差距缩小，然后实现大家自由落户。

　　同时，改革的过程总是选择性的，不可能所有人都进来，但要定标准，这个标准不能是歧视性的，而是考虑到稳定的居所、纳税、无犯罪记录等因素进行综合，然后定出切合实际的标准，这样才会有实实在在的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