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武晖(小名：铁锁)，1954年12月出生，梁家河村民。1971年成为民办教师，1973年进入延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2015年退休。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宾馆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和他交往比较多，互相之间也比较熟悉。请您具体谈一谈，最初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武晖：北京知青刚到文安驿公社的时候，队里派了一些壮劳力去接他们到村里来，但是没有派我去。因为那时候我才十四岁，刚从学校回来，长得又矮又小，咋看都是个小娃娃，算不上壮劳力。
我家就住在村里的后队，近平他们一共六个知青也被分配在后队，我家离他们知青窑不到二十米的距离，他们把行李往窑洞里搬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站着看他们。
知青住下之后，我有点时间就跑到他们那里去。这些北京知青，个子又高又瘦，穿的戴的比我们这个穷山沟里的小娃娃好得多，我虽然也上过初中，有一点文化，但是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这些北京“大世界”来的青年充满了好奇，经常小心翼翼地躲在窑洞门口从门缝里“呲”(陕北方言，偷偷地看)他们的一举一动，偷听他们说笑，但是不敢进去，更不敢跟他们打招呼。
有时知青们看到我，就说：“来，小朋友，进来进来!”我也不进去，其实我哪是小朋友，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是习近平，我只比他小一岁而已。但是因为长得矮小，他们就把我当成小孩子了。当时我在他们面前确实有点自卑，一个农村孩子，啥也没见过，也不知道跟他们说啥，不敢搭话。但我还是愿意到他们那里去，因为我没有地方玩，又不喜欢在家做家务。
北京知青刚来的时候，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他们住在冰冷的窑洞里，又不会烧炕，我们农村娃娃都会烧，于是知青就叫我帮他们烧火。这样，我就进了他们的窑洞，跟他们也慢慢熟悉了。我是个初中生，在当时村里算是高学历了，因为在学校学的都是普通话，虽然也有口音，但是知青们能听懂，互相之间能沟通，因此别的社员到窑洞来跟知青说话，我可以在中间给他们当翻译。
一开始，他们几个知青的名字我都分不清楚，后来慢慢接触多了，听他们互相之间叫名字，我也就把他们都认识了。他们也知道了我的小名叫“铁锁”。
学习时报：北京知青从首都北京来到艰苦的陕北，在生活方面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
武晖：知青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很难适应。一天二十四小时，从吃饭、睡觉，到上厕所、洗澡，全都是问题，都不适应。他们几个大小伙子睡在一个炕上，那个炕不大，六个人将就能挤下。他们的行李箱子就放在锅台旁边，空间很拥挤，很狭小。
知青没用过柴禾灶，也不会做饭，刚开始是队里派个人给做饭，做了一段时间，就要他们自己学着做饭，队里就不给做了。他们要自己砍柴，自己烧火，自己把饭做熟，还要参加队里的劳动。
打柴对知青来说是个挺大的难题。我们县上就有在山上砍柴摔坏的知青。陕北的黄土山上，本身就植被稀疏。我们农民年复一年地砍柴，近处的、好砍的柴全都被扫荡一空了。好一点儿的柴禾都在远处和危险的地方长着呢，有些长在崖壁上，有些长在深沟里，那些地方，羊都吃不到。我们山里长大的孩子就敢去砍，高的地方我们敢爬上去，砍了柴之后敢跳下来，知青就不敢。我们村里的孩子，拿着绳子镢头上山去，就能背回来五六十斤，知青也就能背回来十来斤，还都是那种很细的小灌木或茅草，填到灶里不耐烧，饭还没熟，柴就烧光了。后来，我就带他们上山砍柴，领他们到那些柴禾多的地方去。每天都要砍柴、烧火、做饭，否则就要饿肚子。这就是知青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
知青刚来的时候，最逗笑的就是挑水。一担水都在五六十斤以上，知青不会用扁担，不会换肩。他们个子都高，都驼着背挑水，腰弯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往窑洞赶。有时候走得快了，水桶来回摇晃，水洒一地，到了窑洞就只剩下半桶水了。见到这样的情形，社员们都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