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长征诗画(4)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81年前,刘伯承和小叶丹在彝海畔歃血为盟,成为长征途中的传奇一幕。
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我党民族政策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对于彝族儿女来说,它将古老文明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作为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行走在凉山大地上,我们发现,另一场战斗正在打响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吴光于
43岁的沈建国住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海河边的一个小区里。尽管盛夏时节酷暑难耐,但在太阳落山后,海河边的晚风却很清凉。沿着河堤,他会一直走到邛海边。
西昌城里的黑彝公务员
邛海湿地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如今已成为凉山旅游的地标。
这片有些神秘的土地富有多样的自然风光、多元的民族文化、充满特色的美食。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沈建国是不太起眼的那个——皮肤黝黑,头顶上毛发稀疏,不笑的时候看上去有些严肃。
“我是黑彝。”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神色中有一丝难以被捕捉的自豪。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黑彝,在解放后民主改革之前,曾意味着身份的高贵。如今,旧时代的阶层早已被打破,对于沈建国来说,“黑彝”二字的意义仅代表着自己作为一个彝族人,血统依然纯正。
81岁的老母亲对此非常看重。正因如此,沈建国的妻子也是一位黑彝。
只是,家里的人丁并不兴旺。早在幼年时代,他就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妹妹因病夭折。他不敢在母亲面前提起这些伤心的往事。老人的眼泪一落下来便止不住。那些忧伤的童年记忆虽然挥之不去,他却宁愿深埋心底,绝口不提。
自从2000年从深山里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转业到地方,沈建国一直生活在西昌。如今,他是凉山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的科长,轮到值班的日子,他会挂上工作牌,端坐在州政务中心的窗口接待办事的老百姓。
凉山总人口近500万。在这里,除了彝族,还有汉、藏、回、蒙等14个世居民族。如今,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早已不是稀奇事。在凉山的许多黑彝家支中,已有不少人与其他民族“开亲”。
沈建国有两个儿子。对于他们将来的婚姻,他表示,将“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核桃树下的果基伍哈
从成都出发,沿着G5京昆高速公路行驶330公里,从彝海出口下高速,再沿着G108国道向南行驶,拐进一条岔路开始爬山,路旁的山坡上有一棵茂密的核桃树。据当地百姓讲,树龄已超过百年。
这棵核桃树旁,曾经坐落着果基伍哈的家。80多年前,他的爷爷果基约达也住在那里。
彼时的凉山还处在奴隶社会,等级森严。
从西昌北上通往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越西的“官道”,另一条是穿过拖乌地区的密林小道。
拖乌地区的深山中,居住着果基、罗洪、倮伍三个家支。果基约达是黑彝,也是果基家赫赫有名的家支首领。
虽然三个家支经常相互“打冤家”,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仇敌。那时的彝区流行着一句谚语——“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
得出这样的结论,源于历朝历代对凉山严苛的统治。“不尊重民族习惯,不把彝族当人,用高压的方式管理,导致彝汉之间矛盾很多。”果基伍哈说。
历代统治者把彝区视为畏途,以往汉族的军队想通过彝区几乎不可能。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曾深入此地,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人围攻,最终在大渡河畔惨败于清军,折戟安顺场。
国民党统治时期,该地的彝汉矛盾更加突出。各个县里都有国民党的驻军,许多无赖混在驻军中,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然而果基约达是个另类。多年来,他走南闯北,认识了不少汉人。81年前,他甚至与“不能做朋友”的汉人歃血为盟,结为了兄弟。
果基伍哈虽然出身黑彝族,却从未因此感到身份尊贵。在“文革”浩劫中,虽然家境早已败落,却被划为地主。这顶“帽子”,直到他上小学二年级才摘掉。
有一天,老师带同学们去春游,在彝海畔动情地讲起红军过冕宁的故事。果基伍哈发现,原来当年与汉人结盟的爷爷还有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小叶丹。
三年级下学期,果基伍哈从彝海乡转学到县城读书。他给自己起了个汉族名字,叫作沈建国。
彝海畔的诺言
“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我果基约达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去。”
1935年5月22日,彝海见证了红军长征史上伟大的一幕。
结盟仪式按照彝族的风俗进行。虽然没有酒,毕摩(巫师)将一只大红公鸡的嘴角剖开,将鸡血滴进了盛着彝海湖水的碗中,二人一饮而尽。
81年后,湖水依然清澈,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聆听着沈建国的讲述,那段光荣的历史依然让人热血澎湃。
1935年5月,红军到达泸沽后,为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5月19日,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队,准备借道彝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刘、聂二人都是四川籍,尤其是刘伯承曾在川军中任职十几年,阅历丰富、作风细致,非常熟悉川西地理风俗人情,对彝区风俗和家支情况比较清楚。
5月20日,先遣队占领冕宁县后,立即释放了被扣押在城内“坐值换班”的彝族家支人质,并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物衣物,回家后当了红军民族政策的宣传员。
“在冕宁待了一天后,先遣队到了大桥镇,从那里往东都是果基家的地盘。老百姓告诉刘伯承,借道拖乌地区需要与果基家支的首领交涉。另外,他还需要一个能跟果基家搭得上话的人。”沈建国说,“一位在冕宁开酒馆的汉人陈志喜自告奋勇来当‘中间人’。他与爷爷关系很好,过去爷爷去大桥镇都在陈家吃住。”
5月22日,萧华与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一道,由陈志喜带路,率领红一军团侦察连组成的工作团开路,进入果基家的领地。
“爷爷虽然自从红军到了凉山后就一直打听消息,了解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然而还是没有放松警惕,便在山上埋伏了人。陈志喜边走边喊话,红军也一直严守着决不开枪的规定。最后,爷爷的四叔先和萧华进行了接触,随后萧华被带到爷爷面前。”
“萧华告诉爷爷,刘伯承表示过,如有必要愿意与他结盟,并向爷爷再次讲了红军的民族政策。爷爷慢慢打消了顾虑,随后把刘伯承请到彝海边见面。过去国民党对彝族不当人看,爷爷从刘伯承身上看到了尊重,觉得这个人也很可信,与他相见恨晚。”
“歃血为盟后,他们互赠了礼物。刘伯承把手枪送给了爷爷,爷爷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刘伯承。”
结盟当日晚上,刘伯承将果基约达叔侄请到红军宿营地大桥镇,开怀畅饮。他把一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赠给了果基约达,并任命他为支队长,并当场写下任命状。
次日,果基约达带路,带红军进入拖乌地区,直到走出家支领地,双方才依依惜别。而后,红军后续部队也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顺利地通过彝区,迅速抢渡大渡河,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小叶丹一直信守着诺言。红军走后,国民党追究他与红军结盟的罪责,他被迫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但他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愿交出队旗。他将旗帜珍藏在背篼下特制的夹层里,随身携带,还不断叮嘱妻子:“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将来交给红军。”
“1950年,西康省解放后,奶奶依照爷爷的遗嘱,把藏在百褶裙里的‘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队旗献给了政府。”
共产党也信守着当初向彝族同胞许下的民族自治的承诺。1952年,凉山成立彝族自治区,1955年,改成自治州。
血脉延续,情义传承
高中毕业后,沈建国和表兄伍龙一起被保送到北京上大学。伍龙去了中国人民大学,他进了中央民族大学。在上学期间,学费、生活费全免。
“国家没有忘记彝海结盟的后人。”他说,这么多年,他一直心怀感恩。
1997年,伍龙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工作。沈建国一心想参军。“总有一点父辈的情结在那里。”
然而,最终由于身体原因,沈建国只在部队待了几个月,就来到了现在的单位。
“同事都说,你有小叶丹孙子的身份,应该上个台阶啊。可我觉得,做什么、在什么岗位不重要,我应该像颗螺丝钉一样去发挥作用。”
他说,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后人,如今已到第三、第四代,至今还传承着父辈们深厚的感情。
而小叶丹所属的果基家、他的妻子所属的倮伍家,也诞生了诸多的彝族精英。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现在都生活在凉山,并继续为家乡的发展做着贡献。
倮伍家族中,伍精华历任四川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是家支中从政者的代表。
1983年2月,他作为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直接参与、组织和领导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
如今,伍精华的孙子伍晋刚已成长为一位研究彝族文化的专家。他说,正因为有了长征途中的“彝海结盟”,才使得封闭的凉山彝区向外界敞开了大门。从此,中国其他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得以进入,并与彝族本土文化形成互补。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我党民族政策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对于彝族儿女来说,它将古老文明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行走在凉山大地上,我们发现,另一场战斗正在打响。
作为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凉山要在2020年以前摘掉48.7万顶贫困帽。在见证了刘伯承和小叶丹兄弟情义的冕宁县,任务更加紧迫——根据凉山州定下的目标,该县将于2017年实现脱贫。
2006年,沈建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爷爷跟着党走,后人更要传承发扬。作为小叶丹的后人,生活中要更加自律自强。我们虽不能做超越爷爷的事,但是绝不能给爷爷脸上抹黑。这一点,子子孙孙都要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