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甲午年的特殊含义，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爆发于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和耻辱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提醒，勿忘国耻，警钟长鸣，以史为鉴，发愤图强，举全党全国之力，迎接新的世纪大考。
制度之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铁证
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清朝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到了末年，它的生机和活力已经消耗殆尽。1840年-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封建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史上，晚清政府领导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战争。这五次反侵略战争虽然都是正义的战争，但因为投降主义占主导地位，所以一次次都失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还有个“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后来每况愈下的清王朝再也产生不出来像林则徐那样认真的主战派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清朝统治集团却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完全置国家大局于不顾，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不是完全着眼于民族大义和国家最高利益，而是把国家利益作为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手段和工具。腐朽到了极点的清政府，已经到了不割地、不赔款、不丧权辱国，便不能维持自己统治的悲惨境地。
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富国。而恰恰在这个时期，世界历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期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爆发了大革命，美国经过独立战争建立了新国家。这三件大事，是世界现代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而中国却仍然固守封建传统，对世界发生的变化茫然无知，眼睁睁丧失了由富变强、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
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教训很多，但本质上是制度之败，是腐朽的封建王朝不敌新生的资本主义。它是一个老掉牙的腐朽衰败的封建王朝同一个武装到了牙齿的新生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血的事实，再一次提供了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必然失败的历史铁证。而制度落后是最根本的落后。
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日本的明治维新同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几乎同时起步，但日本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跨越，它的崛起意志，它的维新步伐，它的勤奋学习，它的锐意进取，它的扩张野心，它的尚武精神，它的举国一致，它的社会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中国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里越陷越深，进入到中国政治制度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它的衰微破败，它的千疮百孔，它的腐败无能，它的穷奢极欲，它的内耗不已，它的一盘散沙，它的社会分裂，它的民心丧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讲日本武装到了牙齿，不单是指军事武装，更根本、更重要的是思想武装、精神武装。日本明治天皇亲政不久，就宣布了《五条誓文》，中心思想是强调上下一心，破除旧日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在当时的日本和当时的世界，这五条誓文的进步性、开放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实质成为日本崛起的宣言书。之后，日本近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进一步提出了“脱亚入欧”的纲领性口号，明治维新的目标也进一步明确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等三大目标，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被放在首要地位。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思想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福泽谕吉为例，他在明治维新期间的译著，共达六十余部，一百数十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范围之广，内容之多，有如百科全书。福泽渝吉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启蒙运动。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注意到了福泽谕吉，他在《讲堂录》中写道：“福泽谕吉有义庆应大学，以教育为天职。不预款、均利。福氏于学擅众长，有诲人不倦之意。”1866年，他在赴欧实地考察基础上写成的《西洋事情》出版。这是一本改变日本历史的书。日本人几乎人手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看待。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思想家则远没有这么幸运。著名思想家魏源耗费半生精力撰写的《海国图志》，是一部真正的国家之书。但初版50卷于1843年出版，却立即遭到了顽固派、守旧派的强烈指责和恶毒攻击，结果只印了1000册左右，且很少有人问津。
大量事实说明，中日两国当时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由于指导思想不同而结局完全不同。清政府一直为“中体”所锢，只为传入和吸收西方“器用”之学提供了极为狭小的空间；而日本明治政府由于强烈的时代危机感和开放性思维，则更加主动、更加自觉地走向世界，加之明治维新以后建立和形成的适应社会变革的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文化体制，以及相继推出的一系列开明的政策措施，很快形成了“西潮奔涌东瀛”的局面，为日本跻身西方列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体制制度基础。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膨胀。日本军国主义在甲午战争期间和其后的侵华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疯狂性、残酷性、野蛮性、动物性(兽性)，不是偶然的。现在日本安倍政权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美化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偶然的。对此，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世界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战略之败，一场无战略的战略决战
陈毅在1947年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曾经从战略上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过比较。他说：“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他说：“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陈毅在这里讲到了战争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战争致胜的条件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战略致胜是最核心、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
反观甲午之败，首先就败在战略上。清政府已完全丧失了战略判断、战略决策、战略思维能力，它同日本打的是一场无战略的战略决战。而日本则截然相反，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它经过长期的战争准备，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有周密的战略谋划和战略设计，更有高度集中统一的战略指挥。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就开始推动“武国”方针。1870年，日本就明确了建设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战略目标，规划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常备军25000人。甲午海战前十年，日本相继提出十年经济发展计划和八年扩军计划。在甲午战前的六年间，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舰2艘。甲午战争前，为了集中兵力，强化集中统一指挥，日本海军统一整合了舰队资源，组建了联合舰队；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海上攻势的需要，将联合舰队再次改编，形成一个本队和三个游击队。而最关键的是，日本成立了直属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战争指挥中枢。
清政府对日本的战略图谋却始终处于懵懵懂懂之中，没有任何战略预判。清朝的海军建设，完全是按照旧式外海水师分省布防的思路“分洋”建设的，从未实现过统一布局、统一指挥。在黄海海战的危急时刻，北洋几次请调南洋各舰北上助战，皆被托辞拒绝。以至于李鸿章发出“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哀叹。而最致命的是，清政府从来没有确定和形成真正的战略指挥中心，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光绪皇帝，而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是慈禧。慈禧厌战主和，因此实际上将战争指挥大权完全赋予李鸿章一人之手。李鸿章则难以协调陆海军之间的行动，不能实施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清政府前敌各军互不隶属，各行其是。有将无帅，诸将并立，在海军和陆军之间、陆军各部之间特别明显。战争打起来后，清政府对日军的战略进攻方向一再判断错误，两次大的抗登陆作战都没有事先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方布置防御力量，致使日军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轻易登陆成功。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的严重危机。对中国下手最快的是沙皇俄国。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以武力为后盾，干涉日本还辽。之后，它先是派兵占领了旅顺，接着控制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德国则先是索得在天津和汉口的两块租界地作为“报酬”，接着又强占胶州湾。《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达二亿两白银之巨，并规定，在条约批准后的半年内要先付五千万两，后来又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加在一起是八千万两，限在半年内付出。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全年不到九千万两。为了交付“赔款”，不得不举借外债。列强由此掀起了争夺向中国出借政治奴役性贷款、争夺海关和中国财政控制权的争斗。接着又在中国进行争夺铁路建筑权的较量。面对列强的疯狂掠夺，清政府束手无策，完全谈不上有什么主动的外交政策，更遑论战略思维。他们的唯一办法是“以夷制夷”。而所谓“以夷制夷”，事实上并不是清政府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牵制他们，而是不断地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为牺牲品来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轮番地填塞一个个饿狼的肚子。
人类战争史已经充分证明，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战争是包括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文化力、外交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博弈，说到底是战略的博弈。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胜者自胜，败者自败，看似偶然性在起作用，实则必然性在起作用。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战略思维、战略决断能力的有无和优劣，则是决定性的。
（李洪峰，现任中国政研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当代书法篆刻院院长。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局长，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新华社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组长，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主要著作有：《伟大复兴与战略思维》《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战略家邓小平》等，主编《读一点清史》等。） （来源 参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