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福州长乐的郑和塑像程金静摄
从内河城市到滨江、滨海城市，再到今天“海上福州”的气度，在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航道上，福州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
早在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 10年），这里便有了港口，古称东冶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大批移民南下，带动了福建的发展。三国时期，孙吴政权曾在福建设置典船校尉。东吴还在现今的长乐市造船，这就是长乐又被称为“吴航”的由来。
到了唐代，福州的海洋贸易走向繁荣。
唐“安史之乱”后，中国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对外经贸交流重心渐渐向海上转移，福州适逢其会，发展海外交通和经济贸易，成为唐朝南方三大海上贸易中心之一。
王审知治闽时，“尽去繁苛，纵其贸易”，开辟甘棠港作为福州外港，设“乌猪港”为福州内港，积极招徕“蛮夷商贾”，与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诸岛等建立了商贸关系，使得许多外国船只云集于福州城，奠定了福州港居于南下、北上枢纽的贸易格局，盛况空前。在闽王王延曦当政时期，福建还设立了市舶司，福州呈现了“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繁荣景象。
时光流转，宋元时期，随着泉州港的迅速兴起，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改设泉州，由此，福州港地位逐渐下降，成为泉州港的中继或辅助港口。虽遭遇尴尬，但此时福州的海外贸易并没有迅速沉沦，福州港依然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
到了明代，福州由于造船工艺先进、装备精良，成为全国重要的造船基地。所造船只既可以用于海上作战，又可作为商船用于航海交通。
郑和七下西洋，都选择在长乐太平港驻泊，招募水手、修造船舶、补给粮草，并等候季风以适时扬帆出海。这大大促进了福州的海外贸易，在明成化年间，市舶司又从泉州迁到了福州，福州港的地位迅速回升。
在现今的长乐郑和史迹陈列馆，馆中有一块“天妃灵应之记碑”（俗称“天妃碑”），这是明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夕，在太平港候风时率部属撰文所刻。碑文有31行，一共1 1 77字，记述了郑和前六次下西洋的经过，以及第七次下西洋的任务、航行时间、船只、人员等情况。这块碑在中国的航海史上地位相当重要，是郑和下西洋的最好见证。
清初，福州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海关——闽海关。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随着新茶路的开通，福州成为世界著名的“茶港”，与九江、汉口并称中国三大茶市，茶叶输出量占全国输出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一度是“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及“海上福州”发展战略，引领福州继续挺立潮头。
古时，福州伴海而生、因海而兴、拓海而荣，参与创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如今，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东风，福州扬帆再出发，正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丝战略枢纽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