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不应为舆论所煽动，同时也不应煽动舆论。”这是日本原首相福田康夫4月3日在“中日韩三国合作国际论坛”上作主旨演讲时提到的一句外交箴言。福田康夫的这番话并非无所指。当前，中韩两国对日高层往来与民间交流呈逐步增多趋势，为地区国家关系的改善努力。与此同时，在一些关键敏感问题上，日本安倍政权却屡屡利用政策贯彻其政治意图，策动舆论恣意破坏地区国际关系缓和与改善的氛围。
日本文部科学省6日公布了去年对中学教科书的审查结果。结果显示，包括地理、历史、公民、社会和地图在内的社会科目18种教材，全部将独岛（日本称“竹岛”）和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表述为“日本的领土”，其中更有14种表述为“日本的固有领土”。相比以前，采用这种表述的教材成倍增加。
日本新版教科书将于5月公开，8月发放，由各地方教育委员会“自主选择”，选择的教材将在2016年春季出现在中学课堂上。
日本平成年代以来，教科书出现大幅度修改的情况几乎都发生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安倍第一次上台时就推动修改了《教育基本法》，把“爱国心”条款纳入其中。2013年4月，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不到半年，就在国会表达要修改教科书审查标准的想法。同年6月，自民党内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存在“自虐史观”的势力提议修改教科书。
《每日新闻》7日刊文指出，此次教科书审查与修订结果，强烈体现了安倍政权重视“领土教育”和“爱国心教育”的思想。这是安倍政权因为对日本战后教育体制强烈不信任、推行“教科书改革”所反映出来的结果。
名古屋大学教育学教授中哲彦指出，日本的战后教科书审查制度，是基于对战前通过“国定”教科书对国民“知识状态”实行一元化管制的反省应运而生的。出版社方面（在此次审查中）如果没能合格，经营方面势必受到打击，因而不得不顾及政府的意图。高校教科书体现出的同样倾向，可能也会持续下去；“要求表述政府见解”导致了目前近乎“国定”的状况。
对近现代史的表述内容也受到了修改后的教科书审查基准的影响。新基准要求必须撰写“通说”，并根据政府的统一性见解进行表述。
受此影响，一些历史教科书对诸如南京大屠杀等内容也出现了看似细微的变化，这些“细微”变化不但刻意模糊大屠杀遇难者数量，立场上也严重倒退。例如，《每日新闻》7日报道就指出，在教育出版（日本一家出版社名字）修改后的教科书中，“杀害了多数俘虏和居民……”的表述，变成了“波及了俘虏和居民，产生了多数死伤者……”。有教科书编纂者表示：“这是在（政府）意识到（遇难者数量）存在争论的情况而修改基准的。（编纂者）感受到了政治性的意图。”
日本政府方面对此有什么态度和说辞？在6日的记者会上回应修改教科书将如何面对中、韩两国的批判时，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审定结果没有问题，“这是基于学习指导要领而进行的专门性审定”。文部科学相下村博文则表示：“所谓历史，有光和影两部分，有必要平衡好这两部分进行教学。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之下修改审查标准的。”他还称：“对孩子们进行有关本国领土的正确教育，是理所当然之事，教科书记述竹岛或尖阁诸岛属日本的固有领土等基础知识，是大进步。”
今年是周边国家和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胜利70周年，是地区与世界人民反思战争、祈愿和平之年，日本一些势力却将其视为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难得良机。因而，安倍政权一方面紧锣密鼓地推动所谓的安保法制改革和思想教育改革，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一些势力正抓住“西伯利亚押留”、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等，以“战争受害者”角色和心理，极尽能事，驱动国内民族主义意识抬头。
3月16日，国会议员、自民党女性局长三原纯子在国会质询中，居然使用了“八紘一宇”这一日本军国主义时期被用来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词语。三原暴露出的她思想中潜藏着的某种意识，令现场的副首相麻生太郎都备感惊讶。三原后来辩称，自己采用上述用词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激起日本国内对二战的“反思”。
应该看到，貌似高傲的安倍，实际面临着重重执政压力：地方议会选举在即却情势不明、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悬而未决、内阁官员政治资金丑闻频出、国内经济重大课题堆积如山……安倍需要对外“搞搞事”，以展示其强硬的一面，以宣泄内部压力，提高国民支持率。
同时更要看到，本月下旬安倍即将访美，日本如果能在TPP和日美军事合作问题上向奥巴马献上厚礼，就将得到美国老大的强力支持，安倍也就可以更加有恃无恐了，不失时机地闹一闹，即使闹出大乱子来，也有美国老大撑腰。所以也可以说，安倍政权每一次有恃无恐的挑事，都将引入域外强权势力的介入，也就意味着，这是安倍对东亚地区新时代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根本利益的最大背叛与出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