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此生但为青蒿故

　　秋日的阳光透过阳台照进客厅，把米黄色的沙发照得很亮。年过八旬的屠呦呦身着一件紫红色飘带领衬衣，外披一件驼色勾花针织开衫，整洁利落的卷发全部梳向脑后。

　　在屠呦呦及另外两名科学家被授予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6日，《环球》杂志记者来到了屠呦呦位于北京的家中。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这段获奖感言，屠呦呦写在一张纸上，一字一句地向记者念出来。她声音清脆，口音有浓浓的宁波味道。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由于听力原因，屠呦呦不时向记者的方向前倾身体，专注地望着记者的眼睛。而这种专注，似乎正是她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青蒿素的写照。

　　200多种中草药，191次试验

　　茶几上，放着屠呦呦向记者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的，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一层薄薄的尘。“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了。”

　　“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满意成果。”回忆起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屠呦呦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当时科研攻关的难度相当高，我是北医药学系（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又到中医研究院学习，但是做来做去很难，后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发现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办法。”

　　正如屠呦呦所说，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药物。由于当时特殊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1969年，39岁的屠呦呦成为课题攻关组组长，开始了征服疟疾的艰难历程。

　　此前，中美两国的抗疟研究已经经历多次失败。美国筛选了近30万个化合物而没有结果；中国组织全国7省市开展了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屠呦呦和她的小组通过翻阅中医药典籍、寻访民间医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内的600多种可能对疟疾治疗有效果的中药药方，对其中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用老鼠做试验，却也没有发现有效结果。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了无数次碰壁挫折。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试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试验，用乙醚提取的成分，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后来我自己的肝脏坏了，我的同事们也有很多得了病。”屠呦呦说。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大女儿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

　　对于今天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她的使命。

　　今天，荣誉来了，屠呦呦格外怀念当年并肩奋斗的“战友”，也更加骄傲于当年“523”项目创下的纪录。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试验结果。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他地区得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几年后，有机化学家完成了结构测定。1984年，科学家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没有呆过实验室的人不会明白，成百上千次反复的尝试有多么枯燥、寂寞，没有非凡的毅力，不可能战胜那些失败的恐惧和迷茫，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果。”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卜鹏滨说。

　　2002年，卜鹏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前中医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据他回忆，那时，尽管屠呦呦已经退休，身体也不太好，但在实验室经常可以看到她，她特别愿意和年轻人交流。“屠老师总是拍着我的肩膀，勉励我：小卜，科研的事业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就要有一种执着坚持的精神。”

　　当年，同样年轻的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正是凭着执着和坚持，在冷僻而又急缺的抗疟药物研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

　　实至名归

　　《环球》杂志记者看到，屠呦呦家的书柜中，大大小小的奖状、奖杯、出席证、获奖照片摆满了格架。摆在正中的是2011年赴美接受有“医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拉斯克奖时，老两口与大女儿一家在白宫门前的合影。

　　2011年屠呦呦获拉斯克奖时，《环球》杂志记者也对其进行过专访。当时，屠呦呦对记者说，发现青蒿素是中国的科学原创，获得拉斯克奖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现的肯定，“荣誉也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我们到底把世界上一年几亿人发病却无药可治的疾病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是最欣慰的事情。现在国际上认可，我觉得也是为国争光。”

　　实际上，从屠呦呦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到此次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推荐者都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环球》杂志记者在采访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科学家的过程中，意外得知了这一情况。

　　米勒同一实验室同事、屠呦呦获奖的另一名推荐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苏新专向记者讲诉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2007年，我们到上海去开一个疟疾与传染媒介会议，会上米勒就问在场的人，谁知道青蒿素到底是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苏新专对记者说，“米勒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们在吃中午饭时聊天，说到这个事件确实很重要，应该去提个什么奖。我当时就跟他说，可以考虑提一下诺贝尔奖。他说，可以。”

　　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米勒每年都从诺贝尔奖评委会收到推荐表格。但推谁呢？作为懂中文的华人科学家，苏新专的任务就是帮他找到可以推荐的人选。苏新专对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国桥的疟疾临床研究工作比较熟悉，也从屠呦呦那里获得了当年“523”计划的一些资料，又到北京见了一些“523”项目参与者，最终决定推屠呦呦。

　　“2010年，我们推荐了诺贝尔奖后，又推荐了拉斯克奖，诺贝尔奖没有消息，但拉斯克奖很快就有回应，表示很感兴趣，马上有人过来（了解情况）。他们有个临床奖，我们推荐了她（屠呦呦）和李国桥。”苏新专说。拉斯克奖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2011年屠呦呦获奖后，曾在国内引起轰动。

　　同时让屠呦呦广为人知的，是米勒和苏新专为配合拉斯克奖写的一篇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这篇文章发表在著名的《细胞》杂志上。

　　米勒是苏新专实验室以前的老板，现在已经退休，但仍在做研究。苏新专说，米勒人在欧洲，几个月前诺奖评委会还让米勒写过屠呦呦的专家报告，这个报告是苏新专帮助米勒组织、撰写的。苏新专说，米勒对推荐屠呦呦“非常热心，年年推”。

　　屠呦呦获奖，在国内存在一定争议。苏新专说，他也是2011年去北京后，才听说屠呦呦跟一些人闹了很大意见，屠呦呦也对他证实了确有矛盾存在。“所以任何人跟她要（证明发明人的）资料，她也不给。她为什么给我们？可能是觉得我们没有利益关系。”

　　在《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这篇文章中，米勒和苏新专写道：“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究所（中药所）的屠呦呦教授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

　　苏新专对《环球》杂志记者解释，他们认为屠呦呦实至名归，有5大原因：第一，是她，根据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于1972年在南京召开的会议上首次提到青蒿素可有效杀死疟原虫；第二，是她，根据葛洪著作中提到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绞取汁，尽服之”而想到，煎熬和高温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坏了青蒿有效成分，所以便由用沸点78℃的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35℃的乙醚提取；第三，是她，于1972年8月带领一个团队到海南做临床试验，和几个同事首先在自己身上试药，证明了没有太大毒性；第四，是她，为其他机构提取更有效的青蒿素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毫无疑问她参与了研究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第五，是她，发明了青蒿素衍生物双氢青蒿素，双氢青蒿素的水溶性、易吸收性、药性都比青蒿素要好。

　　但苏新专也强调，不能否认其他人的贡献，这个项目不是只有屠呦呦做出了贡献，确实是一个团队的贡献，参与的人有500多人，有三四十个单位，跨度十几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名一个集体的贡献，诺贝尔科学奖只给个人，如果选一个人做代表，那就是她。我们跟谁都不认识。我们要尊重事实。”

　　为挽救生命作出了贡献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说：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并构成了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使疟疾疾病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

　　10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拉特对《环球》杂志记者说：“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从中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这表明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也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齐拉特表示，经过现代技术的提纯和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中草药在疾病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

　　疟疾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一大顽敌，与艾滋病和癌症一起，被世卫组织列为世界三大死亡疾病之一。它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由蚊子叮咬传播，其独特症状为间歇性发冷发热。如不及时治疗，疟疾可通过破坏对重要器官的供血而致人死亡。全世界每年有几亿人感染疟疾，主要集中在相对贫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年至少有数十万人死于此病。很多病人死亡只是因为他们用不起昂贵的传统抗疟药物。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屠呦呦在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这样说。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青蒿琥酯、蒿甲醚能迅速消灭人体内疟原虫，对脑疟等恶性疟疾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青蒿素类药物可口服、可通过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甚至可制成栓剂，使用简单便捷。但为了防范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目前普遍采用青蒿素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的复方疗法。

　　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非洲，流传着许多中国产抗疟药的传奇故事。1996年，在疟疾重灾区肯尼亚的奇苏姆省，当地孕妇常常因为疟疾流产，如果用奎宁等药物治疗，又容易造成胎儿畸形。有一次，医生试着用重庆产的青蒿素新药“科泰新”治疗一位患病孕妇，结果不仅治好了这位孕妇的疟疾，生下来的女儿也十分健康。为了让女儿记住中国抗疟药的救命之恩，这家人就给小女孩取名为“科泰新”。

　　在西部非洲，许多贝宁民众都有类似体验：援贝医疗队的中国医生在治疗中所使用的青蒿素类药物，与西方药厂生产的同疗效药物相比，不良反应轻微，对肝肾功能损害小，治愈率高。因此，当地民众都把这种疗效明显、价格便宜的中国药称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

　　“东方神药”的广泛使用，打破了由西方研制的传统抗疟疾药物对市场的垄断，使得药品价格大幅下降。2001年，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包括多家中国制药厂在内的全球主要医药企业签署了《国际抗疟疾计划》，以往售价高达每单位剂量5~10美元的药物价格下降至不到1美元。在许多国家，患者再也无需在私人药店购买价格昂贵的药物，公共卫生系统免费向患者提供青蒿素类药物。

　　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已有11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达到100%，另有5个非洲国家覆盖率为50%~100%。而在2005年，仅有5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为50%~100%。

　　今年10月6日，第二届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在南非开普敦召开，与会的世卫组织非洲区事务负责人特希迪·莫蒂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实至名归，青蒿素为挽救非洲和世界人民的生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青蒿素，用去了屠呦呦大半生时间，她却依然痴迷于此，未曾停歇。她对《环球》杂志记者说：“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环球》杂志记者/吴晶 刘娟娟（发自北京）《环球》杂志记者/林小春 任海军（发自华盛顿）《环球》杂志记者/付一鸣 和苗（发自斯德哥尔摩）《环球》杂志记者/张川石（发自开普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