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东地中海沿岸、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的几大古文明，不约而同地进入一个精神飞跃时期。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将这一时期命名为“轴心时代”，也即人类精神枢轴形成的时代。轴心时代的一个显著成果，便是先哲历经数代锻冶，构建观照宇宙、社会、人生的文本，成为延传后世的经籍，笔者曾将其称为“文化元典”（参见拙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堪称“元典”的论著略如下述——
希伯来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
古希腊的柏拉图《美诺篇》《巴门尼德篇》《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等群哲论著；
古印度的《吠陀》及承续其绪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由“经藏”“律藏”“论藏”组成的佛典；
中国先秦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以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诸书。
文化元典提供第一批原创性理念与范畴，构筑诸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家园。作为先民智慧的结晶、后人思想运行的基轴和腾跃的起跳板，元典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英国科学哲学家怀特海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可见西方人对其元典的依凭。中国哲人张载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夫之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将作为“往圣绝学”的元典（如六经）视作开辟“万世太平”的精神起点。
“六经”乃中华元典的基干，而“乐”本无经，传之后世的实为“五经”。“五经”是殷周王官的集体创作，流传数百载，由下移民间的晚周诸子（如孔子及门徒）修纂成册。春秋末年的孔子（前551—前479）并非《诗》《书》《礼》《易》《春秋》的著作者，而是整理者、阐述者，“述而不作”即此之谓。孔门再传弟子追记孔门师徒言行，成《论语》一书。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年，恰值“五经”编纂、集成的关键时段，也是诸子成书前夕，故《论语》上承“五经”，下启战国诸子。诸子书多与《论语》保有因缘关系：或者发扬其遗绪（如《孟子》《荀子》），或者与其展开辩难（如《庄子》《韩非子》）。因此，《论语》处于中华元典的枢纽位置，其着力阐发的仁学与礼学，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干，对于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发挥了重大影响。
与印度元典、希伯来元典不同，《论语》“敬鬼神而远之”，宗教色彩淡薄，并且很少玄谈“性与天道”，不大正面言及哲学本体论、宇宙论，其探讨的多是平实的人生哲理，将“五经”要义包蕴于日用常行之中，论仁、论义、论礼、论智、论信、论孝悌、论君子，寓大道于人伦，自成一种非神文的人文思想系统，这是《论语》智慧的特色所在。通过《论语》的解读，能够加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认知，有助于把握其优长与缺失。
元典作为蕴藏着丰富文化基元的文本，预留无限宽阔的诠释空间，具有常释常新的潜能。《论语》弦诵之声不绝千古，世世代代的人们在阅读间发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赞叹。千百年来，《论语》的注解及诠释本多不胜举，如今，张艳国教授著《〈论语〉智慧赏析》，把握住中华元典的人文要义，并以新锐的现代意识观照，从人生哲学入手，旁及政治观、社会观、教育观，纲举而目张。该书从《论语》的语录体风格出发，采取逐段解析的方式，提炼各篇主题，予以凝练概括，拟就的一些小标题，不失原义，又用语鲜活，富于时代性和感染力。通过“与古人对话”，把原文所蕴智慧提炼出来，展现先哲的现代启示，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其中，展示了新的学术视角。（冯天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