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据了解出版社在竞争《邓小平时代》版权的时候非常激烈,这本书为何受到出版界的高度关注?
樊希安:在拿这本书的版权的时候,很多出版社都开出了自己的条件努力争取,我想肯定不都是从经济角度去考虑的。在市场生存的需求之外,我们的终极目的不是经济利益,出版人都有一种使命感,我们三联人也有,体现在《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上,就是一种出版人的情怀,一种推动社会进步、推动改革深入的愿望。
新华网:此前关于邓小平生平记叙的国外引进书籍较少,国内出版物大多由邓小平生前较为亲近的人士撰写,傅高义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叙写会对国内政要传记著述带来哪些影响?
樊希安:为什么由外国人来写中国人的传记?第一,外国人的写作拉开了一个时空的距离,有一个很好的观察和评价角度。同时作者作为一位国外研究学者,借助哈佛的研究平台,搜集资料的范围更宽,在阅读和查证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写作,让他的观察更准确。而且,傅高义本人坚持独立创作,保持客观和公正性。上世纪80年代他曾在广东居住过七、八个月时间,专门写了广东的改革,那段时间他也坚持自费。毫无疑问,他独到的研究能力和切身经历也是这本书产生的很重要的因素。

国内的作者很难从他的角度写,是因为我们身在这个环境当中,对很多事情的思考都跟自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识庐山这么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容易跳出来去看问题,而我们对于像邓小平、毛泽东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恰恰是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的。另外,实事求是地说,跟研究方法也有关系。我们自己研究常常是主题先行,先有观点再搜集材料,个人主义色彩和倾向很重,而外国人的研究方法是先收集大量材料,再通过材料去发现、认识问题,观点也是在认识中形成的。而且,作为一个外国人,不受我们意识形态的影响,写得比较放松,不像我们习惯性的用仰视的角度去写伟人,他们用的是平视的角度。在我看来国外和国内的两种研究方法不能说谁高谁低,只是他们独到的视角和写作方式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新华网:《邓小平时代》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版,出于怎样深层的考虑?
樊希安:我们选择在1月18号这个时间节点上三地首发是有很深的意义的。我们此前注意到习近平同志南巡时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强调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表明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决心。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也说过,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我们理解就是还是要继续进行改革开放。这种情况下,一本书伴随着使命诞生,生正逢时。

我们本来是可以稍微提前一点,在12月份就可以出版的,但我们一直推到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这个重要的历史政治节点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讲是具有非凡意义的。很多人对邓小平92南巡讲话有着很深的感情,就像我们后来给这本书重新定名为《邓小平时代》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从这个时代走来,并且现在仍旧处在这个时代里,时代和每个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三联书店也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我们对于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也有着强烈的愿望,我想三联书店有责任参与推进这个伟大的潮流。

新华网:您预计这本书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樊希安:50万册在发行当天就被订购一空,初步调查每天在全国各地销售15000册以上,预计总销售量在100万册以上,它引起社会反响的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意料。最近有一些国外的评论说到了《邓小平时代》的热销对于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意义,我想这是社会上对改革的一种渴望,这本书恰恰切中了读者的需求,它甚至可能会成为一个标志,通过一本书,推动新一轮的改革。
新华网:学术著作一般较难成为畅销书,但近年像《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有这本《邓小平时代》等都是学术著作却特别畅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从中可以解读出什么?
樊希安:我认为有多重原因。首先三联书店现在出的学术书已经不再是八股的东西,而是“学术的思想,思想的学术”。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慨,原来学术书还可以这么写!外国人写的学术著作,很有自己独到的内容创新。

比如在对邓小平的评价问题上,我们此前的认识都是“总设计师”,而他则认为邓小平是“总经理”,理由是他所认识的改革开放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历,其实是没有蓝图和框架的,也就是没有设计图纸,没有图纸怎么能说是设计师?但是邓小平是领导大家干这个事情的,就可以说是“总经理”。这些角度都很有意思,我们不能说他说的不对,但是他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类似这样的认识在他的书里是大量的,而且很值得我们思考。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研究问题的态度比较平和,不靠主观臆断,文风也轻松、清新、不讲套话、不伤害任何人,力求在平和的态度中做到公平公正。

新华网:您认为图书出版与社会时代发展潮流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樊希安: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出版人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首先起作用的还是广大的作者,他们作为社会的精英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成果。出版人作为一种组织者,要和他们保持很好的互动关系,有时也可以提供自己的角度,来帮助作者更好地完善作品。此外很重要的还有著译者,我们出版人要感谢他们的努力。我们通过把观点进行共享的方式,共存共荣,共同推进社会进步。
新华网:小平同志在外交上对我们影响很深的一个词是“韬光养晦”,而傅高义先生在《邓小平时代》这本书里对他外交时个性化和锐利的风格描述让人印象深刻,您怎样看待两种形象的差别?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对目前的中国而言是否应该有所改变,您怎么看?
樊希安:我是这么看的,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是一个国家重要的长期指导思想,和他在外交场合体现出的强硬个性并不矛盾。小平同志在外交场合一直以来都有他个人的风格,在国内其实也是一样干脆利落的形象。但“韬光养晦”是指导中国外交的一个方针,实际上是说我们在实力还比较弱的时候不要强出头,而是要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给自己争取发展的时间。

现在有人说我们国家已经强盛了,邓小平确立的“韬光养晦”的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虽然经历了较快的发展,但目前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中,仍然要坚持这个策略,尽量避免节外生枝。邓小平时代还没有过去,他确立的韬光养晦的指导思想也没有过时,但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我们有些人有时思考问题比较急功近利,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激进的想法,这对于国家的发展进步有害无益。我们媒体人以及出版人,更是要利用我们的微薄之力推动改革开放,让“中国梦”早日实现。

新华网:对于邓小平的很多问题,在这本书之前没有公开出版物如此直白坦率的叙述过,在引进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进行一些修改,如何在尊重作者研究独立性的同时保证准确公正?
樊希安:我们是没有改过的,不可能去改。有的地方我们有删减,是因为作者有些资料比较广泛。我们与很多党史会议记录中更准确的资料对比进行了删减,大概删掉有一万多字。作者认为我们的处理是妥当的,比较满意。这种处理也让这部著作更具有权威性。
新华网:您所理解的“邓小平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樊希安:邓小平时代最核心的关键词,我认为是“探索前进”。小平同志有探索的勇气,让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这是我们要充分肯定和坚持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本人的一些局限性,反映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不全面之处,也值得我们进行一些思考。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处在邓小平时代里,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我们现在对他的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认识还远远不够,坚持改革的意志还不够坚定。重新认识邓小平,可以使我们在改革的路上走得更深入、更稳健、更坚定。
新华网:这本书大部分都是在介绍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关键词就是改革,三联今年围绕这个主题还有哪些出版计划?
樊希安:今年还有一些,我们前后用三年组稿的吴敬链先生的《重启改革议程》,目前已经在售,也很受关注。像《三联生活周刊》也会配合改革制作一些专题,拿出一些篇幅讨论一些问题。此外,我们还在联系一些国外的改革方面的著述,已经有专家在写《苏俄经济改革二十讲》,看看国外改革方面有没有值得借鉴的东西。
新华网:请您用一句话来推荐下这本书。
樊希安:读这本书可以明了我们改革的艰辛,增强我们的信心,明确我们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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