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旧址（1957年春—1961年秋）。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留影。左起：魏连科（中华书局编辑）、唐长孺（武汉大学教授）、白寿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府井校史时期唐长孺先生与启功先生唱和诗。
我从未像读《翠微却顾集》这样强烈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空间与时间、光荣与艰辛、古代与当代、国家与文化、今人与古人、学人与编辑出版人等各种因素如此真切鲜活地活跃在具有110年历史的著名出版机构中华书局，由此而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毫无疑问，徐俊先生的这部新著，一如既往显示中华书局的内在力量和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质，显示着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留下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基因；一如既往自觉担当着国家民族的文化使命，以“中华”为名，与国家同命，以文化自许，与时代同行；一如既往有着出版业对文化本质的坚守，有守正出新、继往开来的不懈追求。而《翠微却顾集》之所以给予我特别强烈的感受，乃是因为这里有鸿篇巨制“点校本二十四史”“十三经清人注疏”、《资治通鉴》《全宋词》《尚书校释译论》《唐六典》《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新旧唐书合注》《管锥编》《全唐诗补编》等60余年来钩沉修整出版的准确纪事。更重要的是，鸿篇是学人的鸿篇，巨制是编辑出版人的奉献，最为感动我们的是奉献了如此之多鸿篇巨制可敬的学人和编辑出版人。《翠微却顾集》用大量篇幅真实讲述了顾颉刚、宋云彬、赵守俨、王仲闻、王仲荦、何兹全、张政烺、周一良、田余庆、启功、蔡美彪、金灿然、周振甫、傅璇琮、程毅中等一众通儒硕学，为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和传承，带着各自独有的学识和禀赋，秉承“强毅、专一、前进”的精神，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感人往事。
《翠微却顾集》并不是一部情感浓重的回忆录。我们珍重它的却在于它行文中情感的冲淡，在于它不动声色的讲述和不作标签思维的文风。徐俊不矫饰，文风一如作风，行文犹如做人，他要的只是本色。他仔细搜集和展示最具说服力的原始文献，让我们睹物思人、睹物思前辈、睹物思往事、睹物动情从而感慨系之。他平实地讲述往事，他不抒情，他纪事。这里是学人的来龙去脉，这里是编辑出版人的前因后果，他让我们在不动声色的讲述中坚信往事真切存在，笃信精神值得传承和弘扬。
鸿篇巨制
读《翠微却顾集》，我首先对书中有关二十四史点校和修订的文章格外关注。这大约是因为早前我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任职时曾有幸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期间重点出版工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工作的缘故。读了书中《宋云彬：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从〈史记〉修订本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回顾与现状》以及记述两《五代史》等诸史点校与修订过程的数篇文章，对中华书局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密切关系不由得深为感叹。
书中的数篇文章对中华书局长期组织整理点校本二十四史的过程作了相当准确的回顾。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20年（1958—1978）完成的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于1958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启动，此后，在中央的直接安排下，许多学者从各地奉调进京，三次集中校史，一时蔚为文史学术界的盛况。第一次是1963年到1966年，在翠微路，中华书局人称之为“翠微校史”，第二次是1967年有过短暂恢复，第三次是1971年到1978年的“王府井校史”。1971年，时值国家特殊时期，经毛主席批示同意，周总理当天即指示：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二十四史，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而此时中华书局员工还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下放劳动。正是因为这个批示，书局员工得以在1971年陆续回城，第一批回城的就是参加二十四史点校的编辑。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4000年完整连贯历史记载的国家，这样说的最重要依据就是二十四史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1958年即启动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无论是在国家困难时期还是特殊时期，始终坚持往前推进，强烈体现了自觉担当国家民族文化使命的精神，准确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共前进的发展道路，成功创建了中华书局保持至今的出版格局和核心品牌——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出版，中华书局这才迎来了110年局庆的高光时刻。
精诚所向
读《翠微却顾集》，我为书中记叙了一批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大量精诚合作的故事而感动仰慕。
出版界一直有着“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之说，作为出版从业者，我当然是深以为然的。不过，此说并不能全面体现出版者与作者的种种情缘。深究起来，许多出版者与作者还有合作过程中结下的深厚友情，为了共同事业而互励互助，共同成就，也常常成为佳话。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家出版机构，高质量的作者队伍乃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书中关于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文章记载，当年，一批学养精深的史学家、文献学家和编辑家参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顾颉刚、陈垣、郑天挺、翁独健、唐长儒、王仲荦等先生都是断代史方面的顶级学者，中华书局依靠这些顶级学者以及众多优秀学者集中校史，确保点校本二十四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从此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
书中有众多篇什谈及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的关系。《中华书局的良师益友——怀念何兹全先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怀念田余庆先生》《中华版图书他题签最多——记忆中的启功先生》《细微处见精神——追忆刘浦江与点校本辽史修订》《张政烺先生与中华书局的因缘》《郑天挺先生与中华书局》《送赵昌平先生最后一程》《平实而通达的引路人——追怀蔡美彪先生与中华书局的情谊》《书札中的雪泥鸿迹——中华书局所藏向达致舒新城书札释读》《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的前世今生》等篇，最能说明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之间亲切深厚的合作情谊。这些文章一一展现了专家学者深厚的学养、严谨的治学和对中华书局的信任，生动讲述了学术力量和学术资源在打造传世精品，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贡献力量的故事。
书中还忆及许多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的深情厚谊。启功先生总喜欢说中华书局是他第二个家，何兹全先生自称“中华同事”。往事历历，令人动容。
仁者仁心
读《翠微却顾集》，我在为专家学者们与中华书局精诚合作而感动仰慕的同时，还要对出版业同行——中华书局的编辑出版家们表达由衷的感佩。
中华书局的百年大厦，是所有中华书局人共同创建的，是历代中华书局人同舟共济，在学术智慧和时间生命上无私奉献的结晶。《翠微却顾集》中重点回顾了贯穿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始终的三位学者和编辑专家，即顾颉刚先生、宋云彬先生和赵守俨先生。1971年以后，顾颉刚先生受命负责“总其成”，用一周的时间写就了题为《整理国史计划书》的万字长文。二十四史点校本出齐后，70岁的顾先生还写了一篇长文来总结，主题则为“努力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体现了可敬的老一辈学者在专业上有始有终、追求完美的精神。宋云彬先生在二十四史点校起步阶段，作过巨大贡献。1958年刚在杭州被错划为右派的宋先生被调到中华书局来工作，9月13日抵京，也正是这一天前四史工作正式启动，他立刻一心扑在编辑工作上，可谓宠辱皆忘，9月16日他就写成了“关于标点《史记》，集齐三家注的若干问题”的建议。赵守俨先生则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实际主持人。赵先生1958年进入中华书局，完整地参与了历时20年的点校工作，同时也就成为中华书局历史学科古籍整理项目的直接规划者和实施者，甚至为1982年后全国的古籍整理规划工作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书局编辑家们的认真而又具有高水平的工作往往成为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佳话。《翠微却顾集》中记载了周振甫先生为钱锺书先生的巨著《管锥编》写出数万言的审读意见，王仲闻先生为《全宋词》编辑审读写下厚可盈尺的审稿意见，都是最典型的编辑工作事例。钱锺书先生采撷了周先生许多精当之论补充到书中，并在序言中写下“小扣则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真诚表达了谢意。唐圭璋先生在《全宋词》的合同署名栏亲笔补上王仲闻的名字，除了他们的高风亮节，可以说是编者作者相互成就的最好诠释。
《汪篯与中华版〈唐六典〉点校本》一文生动讲述了著名学者汪篯先生受邀参与编辑中华版《唐六典》点校本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汪篯先生带着严重的肠胃病，经过一个月，每天连续十小时的审读，完成了陈仲夫先生点校的《唐六典》的第一遍审读。“有一段时间，汪先生每晚到陈先生家商讨书稿中的问题，有时为了一条校记，甚至是据哪部书而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第二天，汪先生仍然前往，两人争论依旧。”汪先生的认真和高水平的工作感动了陈先生，陈先生后来在书的《后记》中诚恳写道：“虽然是由我独立完成的，实际上却包含着众多师友，特别是汪篯、柳宪（《唐六典》责任编辑）的心血。”足见老一辈学人信义谦逊的气度和书局老一辈编辑家的影响力。
出版业内许多编辑对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周振甫先生的编辑业绩不仅熟稔而且引为典范。我对周先生更是一直保有高山仰止一般的崇敬，曾经为寻找更多关于周先生的资料，向徐俊先生寻求过帮助。现在，《翠微却顾集》正好满足了我的需求。书中关于周振甫先生的编辑往事记载甚详，共有《春雨润物细无声——周振甫先生琐忆》《周振甫〈管锥编〉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周振甫〈管锥编〉审读意见——附钱锺书先生批注》《周振甫〈谈艺录〉（补订本）审读意见——附钱锺书先生批注》多篇，既有周先生关于《管锥编》《谈艺录》二书完整的编辑资料，还有周先生作为编辑大家的治学、为文、为人的风范。1997年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与周先生做访谈，问他：因为工作的原因，您最终没能成为职业的学者，遗憾吗？周先生用浓重的乡音淡淡地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这是多么高妙的对答！
匠人匠心
读《翠微却顾集》，可以读到中华书局大量的出版实例，在大量实例里彰显了专业出版的工匠精神。
出版是大众传播，可出版还是一项专业的文化事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它的专业属性。宋云彬、周振甫两位先生在专业出版上的工匠精神最具代表性。《翠微却顾集》中《宋云彬：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全唐诗补编编辑工作回顾》《要有机会去打一口深井》等篇和所有介绍周振甫先生的文章，都对中华书局秉承的工匠精神作了生动详细的讲述。
《翠微却顾集》书中多处介绍了中华书局的选题调研、体例设计、内外部审稿制度，让我们了解到书局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管理来保障出版物质量的。其中《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回顾与现状》一文全面介绍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各项管理办法，足以使得从事出版40余年的我深为叹服。
首先，中华书局确定了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有三项基础工作：第一是全面清理点校工作档案，了解当年的点校工作过程、体例形成过程，以及各史特点和点校本主要遗留问题；第二是系统搜集梳理各史出版后有关点校本的意见，查找学者关于标点疑误的文章，全面了解在学术界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并指出的点校本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是编辑部集中走访原点校本承担单位和在世的点校参与者及弟子门生，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通过这些工作，负责修订工作的编辑们才能知晓修订工作的着力点，提早注意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中华书局为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其中，确定了对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各史承担单位及主持人遴选的三个原则：一是尽可能地考虑原点校单位；二是如原点校单位不承担的话，尽量考虑断代史或专题文献整理研究重镇；三是重点考虑学术带头人及学术力量配备等诸多因素。再就是确定了修订工作的总则和工作流程：第一是“工作本”制度，要求各本所有异文都要记录在工作本上；第二是修订本长编制度，中国史学的传统就有长编制度；第三是专家审稿制度，专家审稿贯穿方案设计、样稿确定、定稿全环节，专志、专传聘请专家纵向把关。最后还规定有编辑组审读制度和编校部校对制度。在全稿合拢以后，编校部要全部重新通校本史所用的底本，还要把点校本和新的修订本进行核校比较，明确地知道底本、点校本和修订本之间有什么差异，其差异还要由修订小组再次确认，最终达到保证校勘质量的要求。
我知道，把书中如此这般严谨而复杂的编辑工作程序介绍给大家，出版业之外的读者朋友难免会感到相当的困扰和畏惧。然而，这正是我所希望产生的阅读效果。诸位不妨想一想，倘若没有如此这般严谨而复杂的工作程序作保障，如何能成就“国史”？如何能让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守护和传承？又如何谈得上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然而，即便这样的工作让许多人感到困扰和畏惧，中华书局的编辑出版人却能豪迈地表示：“在一个悠久、优秀的传统中工作、生活，是幸运的、幸福的，我们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承续传统，又为传统增添新的价值、新的色彩，因而也放大和延长了我们自身。”这是来自于徐俊先生的“夫子之道”，我相信这也是全体中华书局人的共同心声。（作者：聂震宁，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