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青年导演乔思雪是出生、成长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达斡尔族人。她出国留学时,曾在街头偶遇一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阿姨,与自己母亲年龄相仿,衣衫单薄,一直在街头徘徊。
乔思雪询问阿姨在找什么,对方说,在找家。
那一刻骤然击中她。“到国外物理距离和父母远了,内心想要逃避分离的感受,再加上你又像海绵一样不停地吸收新东西,所以跟父母相处的惯性发生变化,联系很少。”乔思雪打电话询问母亲近况,才发现不算太好。
想象中母亲总是按照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健康有力地生活,但事实上很多困扰已经找上了她。乔思雪感叹,疏于联系的时光,让原本那么熟悉的两个人,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像陌生人。
恰巧在那段时间,蒙古族音乐让乔思雪频频梦回大草原,芳草和风的气息抵达心间。于是,她写下了《脐带》的故事。
今年春天,乔思雪编剧执导的电影《脐带》上映。
“我想通过这个故事重新探索我跟母亲之间的情感变化是什么,以及未来会走到什么地方”。
母子之间的“逆位”关系
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巴德玛、游牧电子音乐人伊德尔领衔主演的电影《脐带》,全程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取景拍摄。这部片子不仅是对母性角色的深情注释,更是送给草原的一封情书。
电影《脐带》聚焦一位患阿尔兹海默病的母亲,与其怀揣音乐梦想的北漂儿子之间发生的亲情故事。音乐人阿鲁斯(伊德尔饰)带着患病母亲娜仁左格(巴德玛饰)回到草原故乡,帮助她寻找记忆中的“阴阳树”。
原本母亲随阿鲁斯的哥哥一家住在城里,可每天都在拼命想逃走。这让儿子疲惫不堪。从北京赶回来的阿鲁斯目睹这一切,决定依照母亲的心愿回一趟故乡草原。他们从城市坐车回草原,又驾着三轮摩托车拖着蒙古包进入草原深处。
“阿鲁斯给哥哥5年的疲惫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城市里空间很狭小,人和人的距离真的太近了,没有一个空间能让你跳脱出来思考。”音乐人阿鲁斯敏感温柔而细腻,他愿意聆听自然间一切细微的声响,也愿意聆听母亲无法表达但炽热坚持的心声。
“你那么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感知不到她心理上的需求是什么呢?一定可以的,只要打开你的心和耳朵去聆听。”乔思雪说,片中母子俩回到草原的一路上,空间变得更广阔,周围的东西都消失了,只有两个相互陪伴的人,因而能清晰听到彼此的声音。
乔思雪说,当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父母相处的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现在我确实慢慢感觉他们变得越来越像小孩。比如去医院做检查,以前都是他们带着我去,而现在角色调换了”。
《脐带》中,母亲因病症忘记一切,一心想重返故土找寻幼时记忆中的家园。为了防止母亲走失,阿鲁斯用一根绳子系在两人腰间。仿佛脐带一般的连接,让母子之间产生奇妙的“逆位”关系。
母亲在遗忘和寻找的过程中,状态犹如回到天真烂漫的少女时期,笑容明亮,自由快乐地在草原上奔跑、舞蹈,在店里坚持要穿那件不售卖但自己心仪的好看衣服;阿鲁斯则艰难地承担起照护责任——他时常化身为母亲的“父亲”角色。
在与病症对抗的“战争”中,儿子对母亲的反哺和约束将过去的亲子关系打碎、重构。因此,在这段温暖的旅途上,有母子羁绊、有欢笑泪水,也有妈妈最美的梦。
在告别生命之际感受到平静的力量
《脐带》充满了一系列收敛而曼妙的隐喻,比如母子俩间那根恍若脐带的绳子、母亲总在窗外看到年少自己和家人的幻象,又比如母亲一直执着寻觅的那棵一半生一半死的“阴阳树”。
乔思雪说,草原人看待生死的视角可能与一直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是不一样的。“对草原上生活的人来说,生死太常见了,所以关于人和生命是怎么在自然里面轮回的,他们有自己的视角”。
乔思雪小学时通过父母放的录像带开始接触电影,她觉得电影带给自己的独特感受是:对于同一个故事,你在不同人诠释的版本里能感受到不一样的视角。
正如她在生活中经历亲人的离世。原本这是一个极其悲痛的过程,但乔思雪在告别生命的时刻,又感受到了一种平静的力量。
在创作电影时,乔思雪也希望能传递给人除了最直接情绪以外的东西。比如《脐带》尾声,以一种温暖、浪漫的氛围和表达诠释了死亡命题。
“这种感觉,也真实来自草原人的视角。他们看待死亡,也许没有死亡带给你那种非常直观的恐惧、悲伤、悲痛,而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情绪在里面。宏观地看,这本身是一个正常的轮回,你应该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去平静地接受它。”
电影中母亲寻找的那棵“阴阳树”,乔思雪说这完全来源于一个美丽的意外。原本剧本结局没有实物去承载要表达的内容,“更虚无缥缈一点”。在电影开拍前夕,乔思雪偶然看到一个朋友发的视频里出现这样一棵造型奇特的树。
乔思雪感慨这棵树太神奇了,它的出现似乎天然是为了赐予《脐带》故事一个结局:“你最后回到一棵树下,它扎根于大地——是一棵生的树和一棵死的树盘根错节长在一起。人的肉体有一天会像枯了的树一样离开我们,但是他(她)的精神就像那棵还活着的树,在自然里面一直轮回。”
把宝贵的传统文化和大众传播相结合
《脐带》是“长”在内蒙古大草原的电影,古老隽永的游牧文化,淳朴温馨的民风民俗,都在镜头里一一展现。
乔思雪说,除了饰演母亲的巴德玛老师,其他演员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所以饰演的角色和自己的真实生活无比贴近。有了“从小在那长大的惯性”,乔思雪感到创作全程“很有安全感”。
乔思雪记得小时候人们的交往状态就是:赶路人路过陌生牧民家,如果想中午在他家里吃顿饭,一家人就会像亲戚来了一样热情招待你。而她此次拍摄电影的过程,又和彼时熟悉的记忆迎面相遇。乔思雪提到,团队找景过程中提出想进牧民家参观一下,对方立即把家里的奶茶、奶干、肉干全都拿出来,然后聊天的状态亲切到完全不像刚认识的陌生人。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东西放到故事里面,因为这也能真实体现一部分民族文化。”
与此同时,乔思雪还在故事中纳入了“新”与“旧”碰撞、融合的考虑。
电影中,阿鲁斯载着母亲驶入私人草场结果被无人机“叫停”的场景令观众印象深刻。“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前进,现在的草原确实跟传统游牧状态不一样了。在草原上生活很辛苦,既然有了现代科技的手段,年轻人对这个也没有特别排斥,会让它进入生活:无人机放羊,在羊身上装芯片,家里安装很多摄像头方便远行时随时查看家中各处的情况……现代生活已融入传统的游牧生活里。”乔思雪认为,科技手段能帮助大家在草原上更好地生活。
乔思雪还特别提到,对于片中阿鲁斯创作音乐的情节设计,亦有关于传统民族文化和现代流行风格如何共存、平衡的思考。
乔思雪说,她在塑造阿鲁斯这个角色时,参照了饰演者伊德尔自身的特质。伊德尔与她一样,都是从草原到北京漂泊的同龄人。他小时候拉马头琴,后来做电子音乐。这种前后“反差感”,赋予电影不一样的气质,也体现了年轻一代草原人面对“传承”的全新态度。
乔思雪表示,当地传统音乐、古老唱法在传播中必然遇到问题,无法跟现代人产生共鸣,因此年轻人开始进行新的尝试,“把当地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跟现代贴近大众的传播方式作结合”。
“音乐是很神奇的东西。我小时候,大家聚会都是通过唱歌把人们聚在一块儿,也通过音乐打破和陌生人的陌生感。”
乔思雪说,在电影中,音乐也是阿鲁斯和母亲之间“隐形的脐带”。“即使母亲记忆里关于儿子的内容都没有了,但是只要音乐响起,就会在情感上瞬间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文\记者 沈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