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长久以来的经典类型，自电影开始有“叙事”起，爱情便成为某种重要的元素昭示了“类型片”的可能。拍摄于1921年的《海誓》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爱情电影，从它开始，银幕的世界总与爱情相遇，百年来上演着无数爱情的模样。
然而，似乎在不知不觉间，爱情成为了大银幕的稀缺品，只在某些特别的档期短期出现，档期一过就“查无此片”。
作为一种特别供应的爱情电影及其“不灵”
张爱玲在散文《爱》中写道：“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寥寥数句言尽了爱情的超验性。古往今来，无数艺术作品试图描摹这种无可替代的超验性，电影亦然。
曾几何时，银幕里的爱情百转千回，它们是《重庆森林》里的心动，是《甜蜜蜜》里的坚韧，是《开往春天的地铁》里的暧昧，是《独自等待》里的遗憾……姿态万种，形式百变，爱情电影如一支妙笔，一年四季在大银幕上摹写着浮世中的男男女女。
然而近年来，爱情电影正在成为一种“档期特供”，一种只在特定节日出现的套餐选项，其功能只限于与玫瑰花、烛光晚餐一起营造节日的仪式感。拿前不久的七夕档来看，上映的四部爱情电影《念念相忘》《燃冬》《最遗憾是错过你》和《爱犬奇缘》几乎全部败北，没有掀起大的水花，显得落寞，悄然而至，失落而去。
放眼望去，“2·14”情人节档和“5·20”档，这些与爱情有关的特定档期，都共同呈现出某种疲软。而颇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之前的爱情片常被诟病为单一和悬浮，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们曾具有相当程度的票房号召力，《前任3》的19.4亿、《后来的我们》的13.6亿、《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9.5亿……这些惊人的票房数据作为一种现象，张扬着爱情片的在场。而如今，连市场也要选择转身离场，不再对爱情电影下注。换言之，如果将爱情看作广义上的“罗曼蒂克”，那么国产银幕则掉进“罗曼蒂克的消失”中，陷入“无处安放”的爱情困境里。
更有意味的是，大银幕里爱情稀缺的同时，小屏幕里的爱情却泛滥成灾，呈现出整齐划一的造型。某种意义上，稀缺和泛滥作为当下爱情现状的一体两面，显示了其空心的内在。从本质上而言，在这个一切皆速食的时代，人们已无暇顾及真心的爱情，更难以体悟“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的真正意义。因此，爱情的稀缺与泛滥都成为了一种对超验性想象力缺失的直接表现，如韩炳哲所提示的——这是当今时代的“爱欲之死”。同时也要指出的是，客观上来看，随着国产电影市场进入百亿时代以来，电影市场的能量不断被释放，其他类型片的巨大声量正在挤压和掩盖着爱情类型的市场占有率，加速了爱情电影的“不灵”。
爱情电影真空：套路化、标签化与污名化
银幕里的罗曼蒂克究竟是如何消失以至“不灵”的？或许还是要回到它的原点——爱情。当爱情遭遇套路化、标签化甚至是污名化，便立即失却了真诚，爱情本身也随之消失。
作为一种类型片，爱情片往往是中小成本的体量，在档期的加持下，显示出其“特供”的意义。也因此，为了获得市场上的快速回应，爱情片常常基于“短、平、快”的原则而制造，于是，无可避免的套路化成为这一制造环节里的基本逻辑。所谓套路，即第一次是可信感，第二次是怀疑感，第三次便是被欺骗感。恰在于此，当年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能够引发万人空巷的效应，青春叙事成为爱情片的有效公式，而如今套用相似公式的《念念相忘》却无法再轻易挑起大众的神经，套路化的模仿致其徒有形式，难现爱情。
在套路化的公式里，标签化是爱情片常常难以避免的一种存在。无论是前些年里“单身狗”“剩女”的广泛传播，还是当下盛行的“恋爱脑”“心机女”“渣男”等带有道德判断的词语，都成为某种识别爱情的标签，呈现了爱情的可量化和可计算。与《念念相忘》标识了一种男女之间情感上没有他者的“完美”不同，《燃冬》效法《祖与占》，讲述了一个“三人行”的故事，在这样的人物设置下，感情的纠缠在三人中展开，暧昧和混容的氛围随之生成。然而，影片也因此受到不少指摘，直指男女主角都有“渣”的底色，尤其是女主角在两个男人之间游离徘徊的处理，成为她被“定罪”的直接证据。
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当标签成为一种绝对正确的价值判断，爱情电影便陷入了被污名化的桎梏。如上映于2021年的《第一炉香》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被总结为“恋爱脑+渣男”的组合。更有甚者，20多年前的《甜蜜蜜》被重新阐释为“心机女+渣男”的“不正确”价值观。要注意的是，被污名化的爱情早已脱离了爱情的终极意义。正如《爱情的哲学》中所指出的：“其实爱情自成一个世界，由强烈情绪诱发丰富想象和精彩观念的美妙世界……直接诉诸感官经验而取得价值，并非诉诸理性与知识。”也就是说，如果爱情能够被量化和计算，那么爱情的核心就必然难以成立，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简化不仅简化了爱情本身，也简化了人性，这是其中的悖论所在。于是，爱情的“失落”不单体现在对爱情细节的质疑，更是对爱情作为一种结构性认知的整体撼动。
绩效社会与“失落”的爱情
豆瓣电影中有一个“20部高分经典爱情片榜单”，位列榜首的是20多年前的经典爱情片《泰坦尼克号》，排在第二名的是《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另外有四部华语电影列于其中，分别是《甜蜜蜜》《重庆森林》《倩女幽魂》《花样年华》。若依照前面的判断逻辑，那么这几部电影都得面临被“审判”，如《泰坦尼克号》里罗丝与杰克的爱情从一开始便陷入三角的关系里；《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里的至尊宝同样谈不上“合格”；《花样年华》则从头至尾在讲述一个“爱情不正确”的故事。继此，当爱情以某种标准答案为表征，“恋爱审判”就得以成立，随之则容易陷入“恋爱羞耻”的怪圈中，这也是当下各类情感博主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当情感博主以变幻的营销策略宣扬个人的“爱情圣经”时，关乎男女之间的情感拉扯与一切外物相关，却唯独少了爱情本身。1923年，由时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引发的“爱情定则”事件，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在这次讨论的声音中，还包括鲁迅、周作人、北大教授梁镜尧等知识分子。彼时在五四运动的强烈冲荡震动下，曾经私人性的爱情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彰示，在公共空间里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场大讨论并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关键并不在于答案，而在于爱情被赋予现代性的标识，某种意义上正是时代的注解。
百年后的当下，爱情已不再被关心。如果观察“20部高分经典爱情片榜单”，一个有意味的发现是，绝大多数电影都拍摄于很多年前，新世纪的作品不多，国产片中只有2000年的《花样年华》勉强符合。在加速的当下里，爱情究竟正在遭遇着什么？我们正在经历一种绩效主义生存，绩效原则已经统御了当今社会的很多生活领域，包括爱情。由此，纯粹意义上的爱情备受威胁，爱情被规定为一种只允许“积极化”的存在，因而要规避那些不确定的、不透明的陌生因素，它被训练成一种熟悉的模式，放弃了对他者的内在渴望，进而与超验性渐行渐远。如此，当爱情陷于“失落”，爱情电影又何以安放？在这个意义上，这不仅关乎电影，更牵涉大的社会命题需要去反思。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