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下的舞台，几百平方米的空间，剧作家该如何让观众坐上两三个小时，不走神、不看手机，走进戏剧的世界，受到感动和感染？我想，那就是要让人物和观众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通过一句句台词，开展富有思想的对话。

　　这就要求我们笔下的作品既要忧世，也要忧生，前者是家国，后者是个体生命关怀，如此才能增加作品的感染力。

　　戏剧是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拥有无可比拟的现场感染力，能够带给观众具体、直观、强烈的感受。好的作品不是创作者的自我表现，而是在创作者的巧思妙想之下，实现戏剧人物与观众的对话。

　　让人物和观众对话，首先要确立对话的主题。一部戏剧的主题也是戏剧创作者与世界对话的立场，不管创作者用何种方式表达、阐释心中构建的故事，首先要确立一个意义明确的主题，这个故事才能构成艺术作品。找到作品的主题并非易事。戏剧大师曹禺曾说，一个剧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才好，不然尽管掌握了很多的、很丰富的生活积累，但没有一个独立的见解，没有一个头脑来运用这些东西，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主题来，那还是写不出深刻的作品。

　　主题应是作者通过笔下故事悟到的价值追求，体现出作者对人生的追问。我编剧的话剧《天下第一楼》在北京人艺演出了575场，加上香港粤语版演出的70场，已经有600余场，一直深受观众欢迎，未来还会继续演下去。对这部戏的主题提炼，是一个反复琢磨、苦思冥想的漫长过程。剧中我写了烤鸭的吃法、做法，写了政局、商业经营、利益竞争，以及其中的各种人物关系、趣事，还包含各式各样的美食美味，但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结尾方式点出主题，为此我在头脑里的思想之海中寻觅了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副对联：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风。正是这样一副对联，让我读出了历尽沧桑之叹，它突破表意，直指人生。如果将其看作是呐喊，则藏满了对人生的无奈与不甘。我突然被点醒——戏中的主人公迎来送往一辈子，终究不知自己是主是客，心中满布的不正是这样一种迷惘？就这样，我以这副对联“结”住了这部戏。其实，不是我找到了作品的主题，而是我的作品为我找到了主题。我在自己笔下的故事中领悟到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而对人生的体悟和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正是剧中人物与观众对话的前提。

　　实现人物与观众的对话，故事就不能讲得平铺直叙，而要展现人在世事变化中的境遇和选择。《德龄与慈禧》是我为香港话剧团写的剧本之一，我很早就读过德龄写的书，书中记述了她从西洋回到中国，入宫陪伴慈禧的生活。我很有兴趣把这段史实发展成戏剧故事，但却一直想不好选择哪些内容进行展现，迟迟没有动笔。在我定居香港后，亲身感受到中西文化在香港的交融。由此我想到，自幼随父亲出使国外的德龄，17岁回国后入宫，通晓外文和西方礼仪的她为当时重门深锁的紫禁城带进新鲜血液，她的出现必然会引起一系列人物关系的变化，产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从此处入笔，怎么写都是戏！德龄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引起我思忖：站在慈禧的龙床边，我就想，如果我能利用这样的机会做更多的事，那该多好。德龄想做却无法实现的，我却可以为她“做到”。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剧作家要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创作的自由，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为历史更新，也可为故事解构。当笔下的人物在遐想中“活”了起来，便是创作者笔端舒展之时。吸引观众的奇妙的戏剧反应便这样产生了，人物与观众的对话也由此展开。

　　我们常在忧虑戏剧观众老年化问题，《天下第一楼》《德龄与慈禧》这两部话剧很受青年人喜欢，很多专业戏剧学院和大学剧社都把它们拿来作为实习和毕业演出剧目。这也令我领悟到，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青年人不喜欢，而是我们的故事能不能写得让青年人喜欢。

　　要让青年观众愿意与剧中的人物进行对话，作品须展现出真实与真诚，这一点在红色题材作品创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红色题材京剧作品《风华正茂》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应国家京剧院之邀而创作。剧中，我选择聚焦青年毛泽东走出湖南来到北京、上海这一阶段的故事，展现他为寻找真理上下求索、百折不回的精神。同时从毛泽东的母亲、恋人、师长、同学，带出他浓厚的个人情感。从这样的角度观众可以看到伟人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困惑，能看到历史大背景下真实的微观时刻。我创作的另一部电影作品《决胜时刻》，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关键时刻，讲述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挥渡江战役，夺取最后胜利。我选择从三个年轻的普通人入手，通过他们与毛主席的关系，展现面对决胜时刻的伟人形象。这两部作品虽然体裁不同，但都是直接写到毛泽东，我着重选择从更加接近普通人的视角切入人物，用真实的情感和真诚的讲述拉近观众与人物的距离，两部主旋律题材作品也同样受到青年观众的喜爱。

　　聚光灯下的舞台，几百平方米的空间，剧作家该如何让观众坐上两三个小时，不走神、不看手机，走进戏剧的世界，受到感动和感染？我想，那就是要让人物和观众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通过一句句台词，开展富有思想的对话。这就要求我们笔下的作品既要忧世，也要忧生，前者是家国，后者是个体生命关怀，如此才能增加作品的感染力。

　　我有幸储备了传统文化知识，兼收西方文化精华，两种文化滋养了我的创作，形成了我个人作品的语境和视角。无论外在因素如何变换，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守大视野，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文化品格，创作具有审美价值的戏剧作品。这是作家和作品永远的追求，坚守住了这些，戏剧永远具有它独特的魅力。

　　作者：何冀平（作家、编剧）（光明日报记者李晋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