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斗士2》全球公映一周,口碑出现少见的倒挂,专业评论普遍认可,而观众评分仅得B。影片的制作方派拉蒙影业还是松了口气,《角斗士2》在北美的首周末票房是5550万美元,略低于6000万美元的预期值,然而它在北美之外的全球票房累计1.65亿美元,目前总票房超过2亿美元。这个周末,导演雷德利·斯科特迎来87岁生日,他时隔24年给《角斗士》拍的这部续集,创造了个人作品的最高首周末票房。
24年前,罗素·克劳扮演的角斗士马克西蒙斯在场中控诉冷漠的人群:“你们没有被逗乐吗?”《角斗士2》对于雷德利·斯科特而言,在象征层面也是这样一场厮杀:面对好莱坞整体票房较前一年下跌11%、比疫情前锐减25%,派拉蒙影业把财务年终报表的希望寄托于87岁老导演的一部续集,事先张扬地高调营销“高价造景,血腥尺度”,《角斗士2》这部电影和它拍摄的内容都成了当下的奇观,又何尝不是来自一个老人的尖刻反讽:你们没有被逗乐吗?
关于“男性阳刚想象”的不同版本
尽管社交网络上的评论认为“《角斗士2》是对《角斗士》的翻拍”,因为两部电影的情节大同小异,关于一个丧失自由的男人在角斗场上伺机复仇的故事。但事实上,《角斗士2》的方方面面是对《角斗士》的颠覆和瓦解。最直观的,同是“角斗士”,罗素·克劳的马克西蒙斯和保罗·麦斯卡的路奇乌斯是关于“男性阳刚想象”的截然不同的版本。
罗素·克劳因为《角斗士》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后,他的名字成为特殊的“形容词”。在后一年的《欲望都市》剧集里,女朋友们讨论各自的“理想男人”——“罗素·克劳。”“女人在罗素·克劳面前能干嘛?”“还是乔治·克鲁尼吧。”“哦,这家伙就像一套香奈儿套装!”克鲁尼代表了城市淑女认证的优雅和教化,以他为参照,克劳提供了“男性理想”的另一个极端:原始,野蛮,荷尔蒙。不仅戏里的马克西蒙斯是言辞木讷的,生活中的克劳同样脾气暴躁,难于相处,真人和角色同等地缺乏幽默感。
现在,在同样“蛮荒”的世界里,保罗·麦斯卡从他本人的气质到他演出的角色,走向了克劳的反面。麦斯卡给人的印象停留在《正常人》里敏感温柔的文艺男孩,哪怕他练成一身肌肉的壮士,他的银幕形象和表演气质仍然是内敛的,他有尺度地输出愤怒,不像克劳出现在画面上就是愤怒本身。电影里,丹泽尔·华盛顿扮演的野心家马克里努斯对路奇乌斯的总结是神来之笔:“你的怒气像母乳一样流出。”这个男孩经历生死存亡的厮杀,浑身染血地站在暴君面前,还能朗诵维吉尔的诗。
错乱时空中的“历史现场”
哪怕使用类似的情节,斯科特导演制造了新版本的角斗士的形象,也制造了一个不同于《角斗士》的崭新的“古罗马”。《角斗士》是曾被历史学者赞美的“进入古罗马现场”,《角斗士2》是被质疑“形同儿戏”的戏说现场:犀牛不可能被驯化成坐骑;角斗场不可能蓄水成大水池让角斗士“水战”,在罗马市中心豢养大批鲨鱼也是天方夜谭;2000年前的罗马不会有报纸,因为造纸术还没有在遥远的中国诞生;2000年前的罗马同样不会有咖啡馆,埃塞俄比亚的牧羊人要在暴君卡拉卡拉死后600多年才意外发现咖啡豆;盖塔向马克里努斯暗示疯癫的卡拉卡拉病入膏肓,梅毒进了大脑,但梅毒在欧洲的传播是1495年以后……
这场电影导演和历史学者的冲突中,电影戏弄了历史,导演利用视听游戏的特权,在错乱的时空中创造了一个平行于现实的“历史现场”。电影里不存在对历史的复刻,只有现在进行时的当下,“古罗马的群众是否嗜血”不是电影的考据功课,导演以古罗马的名义制造了流血和杀戮的奇观,但购票观看“暴力和死亡奇观”的消费者是这个时代的观众。
批判和反讽,这是《角斗士2》里的一根骨刺,如同豌豆公主身下隔了十八床褥子的一颗豆子。导演满不在乎地颠覆了历史,也有意为之地颠覆了他的旧作。在《角斗士》里,明君马克·奥勒留主张“自由、平等、法治”的政治理想被视为古罗马的救赎,以生命实践奥勒留政治信念的马克西蒙斯在人格上是无瑕的。《角斗士2》上演了一系列“纯真的覆灭”:忠贞地爱着妻儿的马克西蒙斯和公主生下私生子;受过奥勒留庇护的奴隶马克里努斯“教育”他的外孙路奇乌斯,“奴隶渴望的不是自由,而是拥有奴隶”;实现政治理想的方式是阴谋;女人实践其野心的途径是和男人结盟;“正统”继承人以野蛮人的身份归来;那些从未实现就失传的“传统”成为遥远的神话。《角斗士2》结束的时候,从角斗场上抬头的路奇乌斯眼里有混杂的冷酷和痛苦,这像极了《教父2》开头独当一面的迈克尔·柯里昂。巧的是,斯科特说:“我想象路奇乌斯的形象,想到《教父2》。路奇乌斯和小柯里昂一样,是不愿意接过上一代责任与理想的年轻人,他们经历血雨腥风,直到自己变成面目全非的怪物。”
《角斗士2》能提供多少关于历史和政治的复杂思考?其实不重要。斯科特的电影重要的吸引力是在颇不耐烦的简省叙事里,输出高能量的影像,这是古早的、可能也是过时的“纯电影”的乐趣。当全世界的电影都在迎接粉丝化、段子化、短片化的新一代,他保持着“电影老人”的倔强。(文汇报记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