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长津湖》的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以下简称《水门桥》）由原班人马打造，讲述了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七连战士在敌人撤退的咽喉要道“水门桥”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总监制黄建新透露，在《水门桥》中七连的人物和故事会更加丰满和完善，影片中战斗更加激烈，任务更加艰巨，面对的考验也会更加残酷，“虽然这是个悲壮的让你不得不落泪的故事，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生命的过程。”

在前作《长津湖》中，影片以围剿“北极熊团”敌人作为结束的节点，吴京、易烊千玺等饰演的七连主要成员的最终命运并未揭晓，“其实我们在这个戏里只完成了一个人物角色，就是雷公，”黄建新说，“第一部《长津湖》上映之后，很多观众在追问，还有几个人他们在干嘛？他们去哪里了？观众对人物的关心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承载着观众的关注与期待，主创团队在续作的创作中收集了大量的观众反馈和想法，“我们觉得下一部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在第二部基本都剪成后，有时间了我们还是去做了一些补充拍摄，比方说一些细节、情感、场景上的衔接，还有一些必要的交代和改变，又补充拍摄了一部分。”

例如在《长津湖》中出现的沂蒙山小调，成为了勾起观众情感的一个点，引发了强烈的共情与共鸣。所以在《水门桥》中，“需要观众能够真正的跟随着人物进入水门桥这一仗，通过这样一个具体的展现、一个地点的攻坚战，来看到这批战士的勇敢奉献，这批年轻人的无私无畏，还有这批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和对家乡的深深眷恋。”

在补拍的时候，只要导演组把拍摄想法告诉演员，就会立刻得到响应。黄建新不无感动地说：“我们只要把补拍的内容发出去，演员们不管在哪个剧组，都是想尽办法挤时间来拍。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他们都已经角色附体了，只有是角色有好的方向，他们就会扑上来。”

对整个创作团队来说，这部电影的拍摄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每一个人到最后都觉得不像是在拍电影，而就像是身在其中。这些演员们天天在一起，感觉他们就是七连，他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的完全是随意的真挚，不是刻意的真挚，因为平时在生活中他们就是这样。”

创作《长津湖》与《水门桥》的时候由三位导演分工拍摄，黄建新作为总监制负责统筹协调，整体的拍摄计划都由他来把控，“我会跟导演商量他们之间的衔接，比方说我们需要一个细节贯穿，那么把它整出来，写出来以后给大家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在哪个地方怎么拍，我要怎么衔接。”

“这次的拍摄绝对是超出了我的经验范畴，有太多的细节太多的艰难，”黄建新感叹道，“举个例子吧，三个导演同时拍，从开始在江南水乡，演员们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到最后所有人都受了伤，衣服被打得破烂不堪，中间到底打过几个仗、哪边被擦伤？哪边的衣服烂了……这些都是要衔接的。缴获了什么枪、枪是怎么拿的、什么时候换抢、什么时候换子弹……这些在拍摄之前，我们都做了十几轮的准备，然后用1000多幅图片固定下来，每个组拍摄时都要严格的遵循才能接得上。”

但即使准备工作做得再充分，也还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偶而还是会出现失误，比方说打仗打过头了，原来给的图纸衣服是会烂到这个程度，结果打着打着烂的比原定严重的多，后头的戏我们已经拍了没这么烂，所以我们只能中间再写一场戏，来把这个东西解决掉。”

于观影者而言，电影《长津湖》是一次精神洗礼。对创作者来说，拍摄《长津湖》同样是一次精神升华。“从战场上延伸开来的这种精神，在创作过程中都转换到了每一个人身上，你就知道这个电影一方面是对观众的影响，同时在拍摄过程中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影片中呈现出的战士之间的生死情谊深深地打动着黄建新，无需豪言壮语，无需刻意催泪。战场上，战士们毫不手软、不惧牺牲的勇猛精神；战场外，他们对国、对家、对战友的无限温情，汇聚成最简单最朴实的爱，让黄建新一次次的破防流泪。

“你能感觉到心灵最柔软的地方被拨动了，有很多处细节让你那一瞬间就没办法不被感动。比方说到最后最危险的时候千里要出征了，万里看着他哥眼泪快流下来了，他哥捏了他捏的脸，想着他当年笑的样子，可是他脸上笑着，眼睛里却忍着泪，在止不住的要出来的那一瞬，你就会被打动。所以拍这个电影，我觉得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铭记烈士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黄建新看来，拍摄《水门桥》的意义就在于纪念和平来之不易，“这是一个超越了战争的电影，它实际上的主旨是在呼唤和平。”

电影《狙击手》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冷枪冷炮运动”为背景，选取八连五班一次营救行动为切入点，用狙击手的视角展开叙事，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也是狙击手们的故事。

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有很多优秀的狙击手，张艺谋与电影团队收集了大量“神枪手”的资料，包括张桃芳、邹习祥等赫赫有名的狙击手，最终以他们的英雄故事为灵感创作编写成了这部《狙击手》。电影中的狙击手也有所不同，张艺谋塑造了一群“有智慧”又“爱哭”的英雄形象。“狙击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光是斗勇，更是斗智的，怎么能打掉对方，是要靠聪明才智的，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去发展一下，让他们动脑筋。”为了显示狙击手的智慧，张艺谋想出用勺子观察敌人火力点的土办法，经过与军事顾问反复商讨，最终“勺子”变成了战士聪明的用法，而这个“勺子”也成为战士与牺牲班长之间的传承象征。

影片中，战士们除了发挥聪明才智，还几乎从头哭到尾，尤其是陈永胜饰演的战士不仅自己一直哭，还把与其对戏的张译也带哭了，“张译本来也不打算哭，后来也是被带哭了。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历练作用，去表现一个一个战士的成长。”

谈及“爱哭”，张艺谋解释道：“流泪的未必不是男儿，我们想给演员一个支点，也能看出来一种成长。”与其他同题材电影全程“硬核”叙事不同，《狙击手》在“硬核”叙事中融入了柔软的情感表达，导演用眼泪当成对每位战士牺牲的情感宣泄口，也给“把青春献给祖国”注入了深厚的情感根基。

《狙击手》是人的故事，鲜明生动的人物离不开演员的努力。张艺谋素来喜欢启用新人演员，这次也不例外，除了饰演班长的章宇不是新人外，其余演员全部是新人。电影团队从几千个18到20岁的青年人中选拔出来演员并进行长达半年的培训，“相当长时间的集训、军事训练、教育、参观、学习，跟老兵座谈等等，为中国影视输送了一些新鲜血液。”

电影《狙击手》讲述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是历史也是电影艺术，电影团队在充分尊重历史的情况下充分挖掘细节，用充满戏剧张力的创作讲好中国故事。

关于电影中战士着装、披风相对整洁，战争氛围相对松弛的设计，张艺谋说“这是跟军事专家讨论过的，这个历史是不能胡来的”，“我们是第五次战役之后，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展两三年以后的一个阶段，实际上大的战争已经停止了，进入了对峙阶段。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美军的炮火报复很难开展。我们就在驻地，所以不需要把脸抹得那么黑，而且条件已经改变了，后勤各方面的保障都跟上了。”

对于抗美援朝战争，要忠于历史。对于电影艺术，则可以在符合逻辑的情况下进行再创作。影片中展现了战士大永“单兵战坦克”的情节，“这个跟军事专家也一起讨论过，其实单兵对坦克是很难赢的，我们想保留这个情节就是它很有象征性，一个负伤的拿着特别简单武器的普通士兵对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钢铁怪物，我们希望保留这样的力量悬殊。”

除了战斗细节，张艺谋也充分挖掘故事的情感细节。电影中，章宇饰演的班长带领五班仅存的战士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唤醒即将在雪地里失温而死的侦察兵，“很多工作人员都看哭了”，“我们拍了三遍下来章宇就唱不动了，因为唱的声音很大的时候，突然就缺氧，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真实的镜头。我不喊停，这个人唱不动，那个人又起来，那个人唱不动，这个人又起来了，突然让人有了一种升华的感觉。”

电影《狙击手》由张艺谋与女儿张末联合执导，张艺谋负责中方战斗摄制，张末负责美军战斗摄制。“从选演员开始，美军部分都是由她来负责的。关于敌方部分的戏份，选演员、讨论剧本，最后把中国编剧写的中文材料转化为美军的习惯用语等。我们搭建了两个战场同时开拍，两个组差不多同时停机，每天晚上我们一块讨论，双方看各自的素材。”

不论是中方战士还是美军战士，都在两个摄制组的细节推演中完成人物塑造和情节叙事。“我们双方要推演枪的射程、子弹的多少，这些小切口的战争尽可能要细化，而且要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能死一片就完了，每个人的死都要合理，都要很清晰，我军也是一个一个都很清晰，把青春献给祖国，让每个人的牺牲最后形成一个强大的震撼性。”

当下，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张艺谋认为，电影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热追，是他们自发的家国情怀，“在中国人身上根深蒂固的一种情怀和热情。年轻人喜欢看有中国精神的电影”。

民族精神也是张艺谋从抗美援朝战争中看到的现实意义，“如此简陋的条件敢迎战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而且取得了胜利，这是最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2月1日《狙击手》上映，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对张艺谋而言“有特殊的意义”，“2月4号是立春，希望立春带给我们好兆头，希望（北京）冬奥会开幕成功，也希望《狙击手》取得好成绩。人生很难有几次这么巧地赶上这些时间节点，所以今年冬天对我来说特别不寻常。”

继《我不是药神》后，导演文牧野时隔三年再出长篇新作《奇迹·笨小孩》，并于2022年春节档上映。电影重聚了“药神班底”，徐峥、章宇等一众“老面孔”再次现身。鉴于前作的优异成绩，加之易烊千玺等演员加盟，《奇迹·笨小孩》引发了大众强烈地观影期待。

电影讲述了在南方深圳热土，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逆转人生的拼搏传奇故事。“深圳是一个创业之城，它是一个所有人都会涌入的城市，是中国甚至世界的一个奇迹。我们看到了城市里那些创造奇迹的个体，我们相信只有个体创造了奇迹，整个城市才会是奇迹。”文牧野说。

文牧野在创作这部电影时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困难是“时间短”，整部电影从编写剧本到筹备只有7个月的时间，由于时间短，整个创作过程从编写剧本开始一直延续到了后期剪辑，“我理解的剧本写作是用短时间做加法，用长时间做减法的工作，比如我写剧本写半年，然后用一年半去做减法，去精简，但是这个剧本由于时间的要求，只能做到加法完成，减法是完成不了的，只能在拍摄的过程中、剪辑的过程中去完成。”

电影中呈现了不少高难度的外景场景，包括“蜘蛛人”高空作业、追火车、追货车、大暴雨等。拍摄中遇到的台风季暴雨、疫情、人流密度大等客观因素成为创作过程中的另一难点。“他（易烊千玺）追火车的戏，是在人流密度最大的一个地方拍摄的，深圳福田区的岗厦城，是个景区，所以拍摄就会遇到很多围观，很多场景协调的问题。追货车的那场戏，我们要找一条没有车的街道，所以离驻地就非常远。到了或者在去的过程中下雨了，今天就没有办法拍，因为地面是湿的不接戏，也不能在湿地上去玩车技，很危险。所以那场戏本身计划是3天拍完，但拍了5、6天，因为一直在下雨。”

电影构想出一群各行各业中的边缘人物，他们以景浩为中心，通过一批废手机改写了命运。

对于每个人物，文牧野说还是一句话，“就是一个男孩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最后遇到了一群异姓家人。”片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定位，他们分别被赋予了“爷爷”“父亲”“小姨”“表哥”“舅舅”等家庭身份，在这基础上再进行社会身份的设定，成为“失聪女工”“劳改人员”“搓澡工”等社会人员，最终构成了鱼龙混杂的生活百态景像图。

“（把）社会层面上这样的人，一一对应着去安在这些角色身上，让他们从情节、功能、性格、家人属性上都比较适配，完成一个能够把主角围在中间的家庭闭环。”文牧野说。

电影中的人物角色虽然出自各行各业，但最后都汇聚在电子行业上。片中，他们需要完成摘除手机零件的精细作业，为此演员们进行了一周的培训，“所有的演员都要老师来教，从第1步一直到55步，从头一直学到尾，有物理的操作，有化学的操作，接电机的热风枪、电焊这些都要学。”

其中，易烊千玺的表现让文牧野感到“惊喜”，“首先他很专业，再有他在完成了角色的基础上还给了我很多惊喜。他演绎了很多他原来没有试过的状态，无论是有一点搞笑和外在的，还是愤怒的，还是跟妹妹之间的细腻交流，都展现出了我没有见过的一面。”

哥哥让人“惊喜”，而妹妹陈哈琳的表现则让导演直呼“非常有天赋”。片中妹妹景彤的饰演者陈哈琳从2000多个孩子中脱颖而出，她的表演给文牧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哈琳的传递基本上只是传递情境，她就可以依照情境展示出很自然的表演。我只跟她说，这一刻你很怕哥哥走掉，所以你很担心，你会问他一直都在吗，然后哥哥会哄你，你会安心一些，但是你依然很担心，但又怕哥哥看出你的担心，所以你还要隐忍。我传递完了之后，她会把整个表演一条呈现出来，最终给我惊喜，就是还流了一滴眼泪。”

电影里，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经历了许多困难，情节可谓非常“虐心”。对于这种设计，文牧野直言“景浩碰到的困难还不算很多”，“我们生活中一定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困难，有很多创业者包括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要永远相信一点，就是有一条隧道远处有光，你只（需）要奔着光芒走。景浩的支撑和能量来源就是他的妹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能量来源，最后奔着希望去前进。所以结尾的时候，他们绽放出来的是由心而发的喜悦和振奋，那不来自于成功，那来自于幸福。”

《奇迹·笨小孩》是文牧野创作的又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现实主义题材也是文牧野一直坚持的创作方向，对他来说，现实主义就是电影创作的肥沃土壤，“现实主义，我更愿意把它命名成一个土壤的肥沃程度，我们说类型是花朵，你耕耘的现实土壤越肥沃，长出的花朵就越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