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丨历史溯源
潮商传奇
潮商是指从明清以来，以潮汕地缘为基础，具有冒险性、重利性和团结性等独特潮文化背景的商人群体。这些遍布海内外的商人组成商会组织，成为中国商业社会上的第三大商帮——潮商。潮商历经曲折仍保持不衰，与传统的潮文化以及因海外贸易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韩江船歌
天下潮商
潮州地处中国的东南隅，濒临大海，素有“省尾国角”之称。历史上因地狭人稠、战乱频仍，人们纷纷“下南洋”谋求生活出路。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朝廷禁止广东通番。自此，宋元以来潮州发达的民间海上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海禁的阴影下，潮州海商采取各种应对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在潮州，海禁与反海禁的抗争，几乎与整个明王朝相伴始终。这一时期，下海贸易的这一部分人，如经商闽粤、三佛齐（今苏门答腊）的张琏，经商厦门、柬埔寨的林道乾，经商台澎、拓殖吕宋岛的林凤等，就成了潮商的雏形。他们亦商亦寇，谢杰《虔台053倭纂》中曾记载：“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明末清初，一些海上寇盗集团在官府的强大军事剿捕和严控之下最终无法立足，流转到东南亚各国，各自找寻落脚点建立其商贸经营和生活的据点，后落籍各国。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广东海禁正式停止，大量沿海居民复又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越来越多的潮商涌向海外进行商业冒险，主要以贩运大米、烟、糖、茶叶、瓷器为主，向南贩运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向北贩运到中国江浙地区和日本，“红头船”也在当时成为了潮商的文化象征。离乡背井的潮商秉着一股“铜钱出苦坑”的创业精神，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胼手胝足、克勤克俭地积累下族群的财富。
情意侨批
联接潮州原乡与海外潮人的纽带很多，侨批是最得力的一股。侨批是海外移民寄回原乡的捎有钱款的书信。从委托于回乡的熟人到有了专门替人携带银信回乡的职业投递人（也称为“水客”），再到后来成立专业办理侨批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也就是侨批局），侨批的发展也折射出潮人的浓浓乡情。
晚清时期，潮州的侨批局已有50家，每年汇入原乡的批款总额可达数千万银圆。侨批中的小额批款哺育着留守家园的华侨家庭，而巨额批款的汇入则对本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比如，修祠堂，建新房，兴办企业，辅助交通建设等。
会馆遍布
会馆为中国商人旅外的组织，多以地缘文化相连结，其功能除了同一地域商人互相聚会联络乡谊及接待、服务、救济等之外，主要是维护本邦商人利益。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潮州商人在苏州建立潮州会馆，正055门口立碑刻文“本馆系潮州府属八县旅苏商民所组织，专谋本帮商业上之利益”。该会馆的建立，标志着红头船商人的“潮州帮”已经有了完善的商帮组织。此后的一段时间，潮商的会馆文化日趋成熟，省内各地、国内大港口均设有潮州会馆。
1911—1949年，潮商开始在东南亚各国兴建更多的潮商会馆。此时，会馆除了联谊、接待之外，还包括对内仲裁、解决纠纷、救济同乡等功能，且日益重视教育、公益及慈善等活动，有些会馆甚至还购有墓地，以备会员万一遭遇意外客死他乡之安息，这些都加强了海外潮商的团结性。
迨至1980年，由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首先倡议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成立，宣示世界性的潮人社团的诞生，彰显了潮商的凝聚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近100个城市成立了潮汕商会，在泰国的潮人社团已超过1000个，马来西亚有100多个，新加坡60多个，欧、美、大洋洲有40多个。
马来西亚槟榔屿潮州会馆
潮州民系
今日所谓“潮人”，虽说其先祖多为南迁的中原人，但实际上应该是由自中原南迁福建再迁潮州的福佬，自赣入闽粤的客家，以及蛮、獠、俚、畲等原住居民经历长时期的融合而最终形成。
蛮、獠、俚
饶宗颐《潮州志·民族志》载：“潮属土著实为蛮獠，大别之曰俚、曰畲、曰蜑。”隋唐之际，潮州的土著主要是被称为蛮、獠、俚的人。一部分蛮、獠、俚在开漳圣王陈元光平定泉州、潮州之后，臣服为齐民并逐渐汉化，另一部分则西迁成为现今西南少数民族的先祖。
福佬、客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曾派兵驻扎揭岭。自东汉末年之乱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中原人南下，其中一部分到了粤东，依靠先进的生产技术、军事力量和政治制度，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土著逐渐融合，形成福佬、客家族群；在迁入潮地的漫长历程中，福佬和客家融合了大多数畲族土著，成为本地区人口的主要构成。福佬与客家的先祖同为南迁的中原人。福佬南迁大多由江浙、福建南部海岸迁徙，这些移民大都自认为其先祖是隋唐之际跟着陈政、陈元光父子从山西，或者在唐末五代跟着王潮、王审兄弟从河南迁到福建的。客家则多半由江西过境，在虔（赣州）、汀（汀州）、梅（梅州）之交界向闽粤山地分布。
凤凰山畲族祖居地
畲族
唐代以前畲族先民就已聚居在粤、闽、赣交界一带，以居于粤东地区的凤凰山麓为最多。自元后期至明万历年间，畲族开始大规模向闽地迁徙，日渐形成目前的“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现主要分布在闽、浙、赣、粤、皖5省。畲民一直居住于山区，与汉人通婚，客家也逐渐南下，与畲族杂居山地，畲民日渐被同化。潮州现存畲族主要生活在潮安区、饶平县的几个村落。
潮人依然延续各民系风俗
革命记忆
潮州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从辛亥革命丁未起义到国共合作东征，从南昌起义军进驻潮州到辟建中央苏区，从潮澄饶抗日武装斗争到凤凰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潮州都曾经涌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这些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潮州地方组织和潮州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一往无前、勇夺胜利的红色精神。
潮州的革命青年从粤东韩江之滨走向全国，他们中有华侨革命的先导许甦魂，有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先锋洪灵菲、戴平万、冯铿、陈波儿、柯柏年、梅益，有粤北省委理论战线的一面旗帜石辟澜，有走完长征全程的开国将军陈德，有红四方面军秘书长李春霖等。他们不仅是潮州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更把潮州革命风云与中国革命浪潮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丁未黄冈起义
1906年5月，海阳县（今潮安区）人、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许雪秋经朋友张永福、黄乃裳引荐，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军务，遂返粤为武装起义做准备。许雪秋回潮州后，召集何子渊、谢逸桥等同志，决定于1907年5月25日，联络潮梅各属及惠州、钦廉、诏安各路义军同时起义。但由于走漏风声，引起清潮州总兵黄金福、黄冈都司隆启的警觉。
5月21日，黄金福派兵数十名进驻黄冈镇，并借故捕去会众2人。革命党人急于起事营救，便召集党人700余名，提前于5月22日在黄冈镇北郊的连厝坟举行起义誓师，宣布军法十条；接着兵分四路进攻黄冈镇。革命党人陈涌波、余既成身先士卒，率领革命军攻下黄冈协署，夺取守备署、柘林司巡检署、海防厅署及都司署，进而占领全城；擒获巡防营哨弁蔡河宗和都司隆启，诛杀柘林司官巡检王绳武及城守把总许登科，并缴获一批枪械。5月23日，起义者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推举陈涌波为司令，余既成、张跃为副司令，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指孙中山）”或“大明都督府孙”的名义布告安民。
黄冈起义誓师出发场景
黄冈起义路线示意图
黄冈起义告捷的消息立即震动海内外。许雪秋闻讯即从香港率革命党人回汕头，分赴各地催促举义响应。黄冈被攻克后，潮州官府马上报告朝廷，清廷立即命令闽、粤水陆清兵围堵黄冈城革命军。5月24日晚，革命军在饶平汫洲截击前来镇压的潮州总兵黄金福部，25日晨与清军激战，坚持一天半时间，最终因械劣弹缺，伤亡过重，于26日退回黄冈。27日又探知广东水师2000余人即日来汕，革命党人在权衡敌我力量之后，决定暂时把队伍解散，一部分撤到福建乌山踞守，一部分潜往香港等地的同盟会机关。28日，清军复占黄冈城，起义宣告失败。
黄冈一役，阵亡、殉难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共337人。黄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潮汕近代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潮州“七日红”
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诞生。
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按照中共中央南下广东、争取恢复广东根据地的原定决策，先后撤离南昌城，转战千里，进军潮汕。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城。起义军入城后，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潮安县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农、工、商、学、妇等各界群众团体，帮助农民自卫军摧毁反动民团、打击反动派。9月30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起义军撤离潮州。
潮州红色政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7天，但影响却非常深远。潮州“七日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南昌起义军与潮州人民一道并肩作战，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段光辉历史。
“七日红”给潮州带来了革命的火种，鼓舞和坚定了潮州人民抗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心和信心；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七日红”激扬了军民团结、坚忍不拔、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在战争年代，成为潮州人民与敌人坚决斗争，克服艰难险阻，夺取革命胜利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成为鼓舞潮州人民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
凤凰山革命根据地
凤凰山雄镇粤东，地跨潮澄饶丰埔诸县，扼韩水，瞰平原，重峦叠嶂，地势险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正是利用凤凰山闽粤边境的地理优势，将其活动范围扩张到这处倚山临海的红色战略区域。凤凰山革命根据地，是潮汕革命斗争主要的根据地之一，是潮汕地区革命的摇篮，也是闽粤赣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2年，中共潮澄澳县委根据指示，先后组建樟东赤卫队、桑浦山游击队、工农红军第三连、潮澄澳特务大队和秋溪、隆澄等地游击队，挺进坪山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潮澄饶红色根据地，这就是凤凰山革命根据地的雏形。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潮汕中心县委于1938年派人到凤凰山一带恢复党组织。1939年，日军侵潮，潮澄饶抗日游击小组在此期间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第一支队，与日寇、伪军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胜利后，这支革命队伍开赴北部山区，正式开始辟建凤凰山革命根据地和大北山革命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凤凰山革命根据地成为潮汕武装斗争的中心，在这里，曾打响过恢复武装斗争第一枪，也取得过多次反“围剿”胜利，直到解放潮汕地区为止，共计有1000多名英烈壮烈牺牲。
为缅怀先烈、教育后人，2003年11月，抗日韩江纵队第一支队、闽粤赣边纵队第四支队的老战士们倡议，将根据地旧址改建成凤凰山革命纪念公园。建成后的凤凰山革命纪念公园，成为潮州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红色历史文化遗产。
凤凰山革命纪念公园
开国将军，潮汕唯一
陈德，原名陈德美，潮州市潮安区古巷镇人。
国民革命时期，陈德同陈文光等人一起组织农会，建立赤卫队，同当地的封建势力进行激烈斗争。1932年，陈德远走江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翌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陈德参加长征，参与奔袭潇水、激战湘江、强渡乌江和攻打遵义等战斗。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德被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随部队开赴山西前线抗日，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保卫四平、攻打长春、三下江南及广西剿匪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德被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8月25日，陈德病逝。陈德参加革命50多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陈德将军旧居。
海滨邹鲁
“潮在东广，号称佳郡，名公钜儒，古今相望”，潮州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到潮州驻足流连，潮州的灵山秀水也哺育了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
潮州是唐宋名相常衮、李德裕、陈尧佐、文天祥、陆秀夫等“十相”谪居之所，至今还有纪念其事的“十相留声坊”。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贬谪潮州8个月，传道起文，兴学立教，影响深远，潮州百姓因之改江山之名为“韩”，并建祠宇纪念。这些历史名人促进了潮州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推动潮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唐宋时期，潮州涌现了以赵德、王大宝等“潮州八贤”为代表的名贤俊彦。陈尧佐有诗以“海滨邹鲁”盛赞潮州。一直以来，潮州民间向学已经成为社会风尚。
明清时期，潮州出现了“一榜八进士”的“潮州后八贤”。近代以来，潮州更哺育出一批又一批革命英烈、硕师名贤、富商巨子。
牌坊街上的“十相留声坊”
国之耆宿，潮学始创
饶宗颐，初名福森，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号选堂，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个领域，精通诗、书、画、乐，造诣高深，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硕果累累，是国际汉学大师，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
饶宗颐年少笃学，聪颖过人。10岁能诵《史记》，12岁便能吟诗作对，有“神童”之誉；18岁即续编完成其父亲饶锷先生遗著《潮州艺文志》，19岁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兼任纂修，与温丹铭、冒鹤亭、冼玉清等著名学者共事，在学界传为美谈。
饶宗颐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研究方向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晚近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饶宗颐一生治学，其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且都取得显著成就，并精通梵文。饶宗颐在学术研究中创获50项世界第一，和钱钟书、季羡林齐名，学界称“南饶北钱”“南饶北季”。
1946年7月，饶宗颐受聘为潮州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兼《潮州志》总纂。1993年12月，在“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上,饶宗颐倡导建立“潮州学”。
潮州古城下水门内新建的饶宗颐学术馆，本是饶宗颐早年读书的地方，始建于1993年。2006年12月，恰逢饶宗颐先生90寿辰，经过扩建后的新馆——颐园落成，占地面积5800平方米。如今，饶宗颐学术馆已成为展示饶宗颐生平事迹、学术著作、书画作品，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颐园
海丝重镇
潮州，位于粤东，与闽南交界。潮州西北多山，东南面海，海岸线蜿蜒曲折，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65%。因耕地不足、人口稠密等因素，潮州自古就重视发展手工业和贸易以补充经济。潮州境内的韩江，是直通南海的广东省第二大河流，这为潮州发展海上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水运条件。傍山濒海的地理位置，使得潮州扮演着“海丝重镇”的重要角色。1000多年以来，潮州一直是广东、福建两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地，潮州的陶瓷、潮绣、茶叶等特色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畅销海内外。
笔架山窑——海丝之路地理坐标
潮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繁华不仅载入史册，也有迹可寻，宋代笔架山窑就是有力见证。北宋中期，北方窑工南迁，笔架山临韩江，水运便利，山上又有瓷土和柴草，可以利用山势建造大型龙窑。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位于潮州韩江东岸笔架山西麓，北起虎头山，南至印子山，绵延2千米，窑址鳞次栉比，相传有99条窑之多，号称“百窑村”。
根据窑址考古发现推测，潮州境内笔架山窑遗址中10号窑的年产量将近100万件。产品主要有碗、盘、盏、灯、炉、杯、壶、盂、枕、盒、豆、釜、洗等日用器皿和瓶、人物、玩具等美术瓷。釉色以影青釉为主，兼有青、白、黄、酱釉等。彼时，潮州总人口不到40万人，仅一年出产100万件瓷器的10号窑就完全能够满足本地居民的日常使用，其余瓷器全部出口外销。笔架山的瓷器通过韩江入海，经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了世界各地，范围北至日本、朝鲜，南到东南亚，西到中东，可见潮州窑产品在国外市场曾盛极一时。在遗址挖掘出土的器物中包括军持、洋人像、西洋狗等多类迎合海外市场的产品，还包括被列为一级藏品的“麻姑进酒”，饰以八字胡的观音佛像，以及极为罕见的刻有窑址、定制人、年代和匠人姓名的几尊释迦牟尼佛像等。
笔架山宋窑遗址5号窑发掘现场。
柘林古港——海道门户
沿韩江顺流而下，行船40千米至出海口，再向东42千米就是粤东第一门户——柘林港。柘林港地理位置优越，东距厦门约175千米，西距香港约370千米。湾内水域开阔、水流平稳，周围又有旗头山、马头山等屏障，是船舶理想的停靠地和天然的避风良港。柘林港由此成为南来北往货物的集散地，地方贸易盛极一时，是粤东最早的对外通商港口，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港。
柘林港的海上贸易，自隋朝开始，至宋朝始盛，到清雍正年间进入全盛时期，直至1860年汕头开埠前夕才逐渐衰落。自古就有“未有汕头埠，先有柘林港”之说。潮州货物在此由“红头船”“大龟船”转运北上津沪，南下吕宋、安南、马来西亚等地。
古港导航石塔今仍完好，元代所建的“龟塔”“蛇塔”及“镇风塔”均见证了柘林港的海上贸易史。如今的柘林港，远处网箱鱼排密布，近处渔帆点点，是广东十大渔港之一。
潮州海防图
樟林港——通洋总汇之地
潮州樟林古港曾经是清代粤东地区的“通洋总汇”，享誉海内外。辟港之先，樟林、东陇一带，属闽粤海陆交通及边防要地。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廷设“东陇河泊所”，征收渔税。清康熙八年（1669年)，设右营守备署、樟林母汛、海关税馆、樟林急递铺等官署衙门，樟林逐步成为澄海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到乾隆八年（1743年），樟林埠已经是一个有“六社八街”的大市镇，常住人口达七八万人。
港岸边的镇风塔
清朝开放海禁后，沿海各省商贾渔船来往频繁，为便于辨别、管理，雍正元年（1723年），规定了各省商、渔船的标识，进行审批、登记、发牌，并随时派兵船巡海稽查。因规定广东商船大桅杆上部及船头均油红漆，故粤船有“红头船”之称。1971—1972年，在樟林港遗址附近的南洲、和洲河床，先后出土了两艘双桅红头船，其中一艘长39米，另一艘残长为28米，后者的船舷旁刻有“广东省潮洲府领口双桅一百四十五号蔡万利商船”。据考证，这两艘船是清代潮州府樟林古港远航船只的实物。
早期红头船图
庵埠总口——粤东最早海关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为顺应海上外贸需求，在广东创建“粤海关”,在庵埠设立总口，辖潮州府境内各分口。今立于庵埠镇亨利路缅先亭的“庵埠海关地界”碑，便是历史上庵埠设关的直接见证物。
观庵埠总口梅林湖上的蚀石群，可体味古港风云
彼时，庵埠属潮州府海阳县，地处韩江出海口，是海阳、揭阳、澄海等地交界处。由于位居水陆要冲，交通便利，这里很快发展成为商贾辐辏、海船云聚的繁忙港埠，各地驳船在此分卸转运货物，然后沿着韩江溯流可以深入大埔、闽北、赣南等广阔腹地。庵埠成为粤东地区水上运输贸易的重要枢纽。据《潮州府志》记载，“庵埠集百货之舟，如蜂屯蚁聚”，可见当时该港颇具规模。据《汕头海关志》记载，每年庵埠总口及所辖各口征税银3.3万余两，按季解送广州粤海关。翻阅《庵埠志》仍可发现，从庵埠设关起的160多年间，“潮货”从这里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其中包括潮州瓷器、潮州刺绣、蒜头、菜籽、生柑、麻皮，还有内地转运的药材、兽皮、丝绸和松香等。
咸丰三年（1853年），粤海关在汕头妈屿岛设立海关作为“潮州粤海新关”，取代了庵埠总口，庵埠总口自此变成分卡，所征管的贸易税收日益减少。1931年，庵埠分卡等卡口被裁撤。但如今，庵埠仍是一座商业气息浓厚、民营经济发达的经济重镇。
庵埠海关地界碑。
岭海名邦
潮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现存的陈桥和池湖两处贝丘遗址，印证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陈桥人”就已在潮州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距今3400年前，潮州境内的“浮滨人”创造了商周时期的“浮滨文化”。“浮滨文化”是南方地区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后形成的早期青铜文化，它的产生标志着华夏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
饶宗颐《潮州志》载：“潮事最古可征者，当肇于嬴秦之戍揭岭。”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平定南越，统一岭南，在揭阳岭设戍所，潮地始载入秦王朝的版图。东晋义熙九年（413年），立义安郡，郡治海阳，这是潮地郡一级建制之始。
而“潮州”一名的出现，在隋朝初年。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改郡为州制，因地临大海，潮水往复，以潮名州，“潮州”之名始出现，州治义安。其后，潮州曾改称为义安郡、潮阳郡等名，至唐乾元元年（758年），才又复称潮州。
中原移民南迁，为潮州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陶瓷业也开始崛起，海上航运和商贸活动的活跃使得潮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治潮，传道起文，复兴州学，驱除鳄害，造福农桑，更促进了潮州的发展。自此，潮州从蛮荒之地发展为“岭南大郡”。
宋元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潮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宋，以陶瓷业为代表的手工业盛极一时，潮州成为“北宋瓷都”。此外，潮地兴学倡教卓有成效，民间向学成为社会风尚，故此有了“海滨邹鲁”的美誉。
明清时期的潮州府经济发展鼎盛。这里人烟稠密，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手工技艺水平高超，运输业与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潮州商人的足迹遍及东南亚和欧洲，古城建设也日臻完善。彼时的潮州府城成为广东省内仅次于省城广州的区域性大城市。
自建制起，历代以来，潮州一直是州、郡、路、府的行政机关所在地，还是粤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闽、粤、赣韩江流域的商品集散地及海外贸易始发地。潮州先民的辛勤劳作，守潮名宦的勤施惠政，中原文化的传播融合，使得潮州从一个边陲之地逐步发展成为岭海名邦。
1991年12月，国务院批准潮州市（副地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揭开了潮州历史新的一页。潮州市西与揭阳市接壤，南与汕头经济特区相连，东北与福建省交界，东南濒临大海，构成了广东省经济建设地缘格局的“东大门”。
广济楼夜景
文宗治潮八月，江山尽数姓韩
韩愈，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又称“韩文公”。唐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上任后，韩愈体察民情,初到潮州即“询吏民疾苦”。韩江原名鳄溪,因多鳄鱼常伤人得此名。韩愈为解民忧,撰写《鳄鱼文》,借助“祭鳄”的形式，兴修水利、驱鳄除害。韩愈还针对潮州存在“没良为奴”的陋习，设法赎放奴婢。而韩愈在潮最大的功绩是延师兴学、培育人才。韩愈认为，治理国家，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因此，他倡导儒学,兴办潮州乡学,推荐潮州英才赵德主持州学，亲自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积极从事语言规范化工作,还贡献出自己的薪俸。从此,潮州文教得到稳步发展。
韩愈在潮为官虽仅八月,但影响深远,被潮人尊为“导师”。潮人为纪念韩愈，将鳄溪改称“韩江”，将笔架山改称“韩山”，还建韩文公祠以祭祀，故有“八月居潮万古名”“赢得江山皆姓韩”之说。
位于潮州城东笔架山麓的韩文公祠，构造古雅，肃穆端庄
韩文公祠内悬挂着的诸多匾额
岭南理学大宗，传阳明学入粤
薛侃，字尚谦，号中离，明代龙溪凤里（今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薛陇村）人。
明正德五年（1510年），薛侃乡试中举。正德九年（1514年），于南京师事王阳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登进士，再谒王阳明于赣州。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出征三浰，薛侃代理府中政务，兼作其儿子的老师。嘉靖元年（1522年），薛侃居中离山，与士子讲习不辍，其师王阳明赠其号“中离先生”。嘉靖十年（1531年），上疏言建储事，触明世宗讳，下狱廷鞫，后削籍为民，隐居讲学于中离山，从学者甚众。嘉靖十五年（1536年），远游江浙，与罗洪先在青原书院会晤讲学，后又回归罗浮山（在今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东），讲学于永福寺。后回到家乡，60岁时逝世。薛侃颇有贤名，为官清正刚直，为学造诣非凡，传王阳明学入岭南，使潮州成为岭南乃至全国重要的“王学重镇”，为岭表大宗。
薛侃晚年基本都在潮汕地区度过，据《薛氏族谱》所载，薛侃为家乡所做善举包括浚溪、建桥、修路、捐田地等12项，在世时名扬四方，离世后人颂其名，被后人誉为“行义在乡里，名节在朝野”。
薛侃开溪记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