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历史溯源

　　红色文化

　　抗战壮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华序幕。此前的关东军，早已按捺不住野心，制造了许多阴谋事件。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便是其中一桩。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

　　1932年9月16日，为了对前一天遭到辽宁抗日义勇军的袭击进行报复，日本守备队、警察署、宪兵队和炭矿防备队出动了数百人，在抚顺平顶山村及附近大肆烧杀，屠杀了3000余名无辜百姓，烧毁了800余间房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顶山惨案。

　　日本的暴行，激起了抚顺民众的强烈愤慨和激烈反抗。1931年10月19日，在东北军退伍军官孙铭武、清原县教育局督学孙耀祖、兴京县公安28中队队长李栋林、留日学生张显铭等人在清原县大苏河虫王庙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组建了血盟救国军。到1932年1月，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救国军越战越勇，成为辽东地区最早崛起的一支抗日劲旅。同年1月19日，孙铭武等血盟救国军领导人被汉奸于芷山诱骗到三源浦（今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朝鲜族镇）杀害，孙铭武时年43岁。幸存的孙耀祖带领余部500多人参加了李春润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军，孙耀祖任第六旅旅长，继续抗日。1933年2月，孙耀祖被日军杀害，时年41岁。

　　1953年，辽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孙铭武、孙耀祖为革命烈士。清原满族自治县于1993年10月5日为孙铭武和孙耀祖树立“永垂不朽”纪念碑。2014年和2015年，孙铭武、孙铭宸（孙耀祖）均被民政部公布为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孙铭武

孙耀祖

　　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下，1932年11月到1933年初，各地义勇军、民众自卫军相继失败，东北抗日战争转而进入到党直接领导抗日游击斗争的新阶段。

　　1932年8月，在中共海龙中心县委（县委驻地在清原三间房）领导下，建立海龙工农义勇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由王仁斋任队长，继而又先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积极活动在清原、柳河、兴京和抚顺东部山区。1933年10月末，杨靖宇带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和三团进入兴京老秃顶子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1934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进入抚顺县傲牛堡子开辟游击区。至1934年底，抗日游击区扩展至20多个县。在2010年的抚顺市革命遗址普查中，与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联军实战有关的革命遗址有20处，分布在清原和新宾地区，生动地记录了杨靖宇、李红光、王仁斋等抗日英雄带领人民军队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辉战绩。

王仁斋

杨靖宇

李红光

　　日军对抚顺武装抗日力量实施了严酷的扫荡，使抗联队伍的斗争环境愈加恶劣。抗联将士们在山深林密、人迹罕至之处修建了许多抗联密营，藏身居住、储藏物资或救治伤员，以躲避日军侦察。2010年的抚顺市革命遗址普查发现了20多处抗联密营，均修建、使用于1934—1939年，绝大多数分布在清原山区，这些密营为我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战斗提供了有力支撑。

　　杨靖宇将军带领抗联一军在抚顺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牵制和消灭了日伪军的有生力量，对整个东北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雷锋之城

　　雷锋精神的发祥地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12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1962年8月15日，牺牲在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在抚顺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两年零四个月，这里记录了雷锋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

　　雷锋1960年1月参军，所在部队是驻防辽宁省营口市的沈阳军区工程兵工程第十团（代号7343部队，后改为3317部队）。1960年2月10日，工程第十团接到国防部和沈阳军区命令，全团停止全年军训，赴抚顺钢厂参加国防工业建设，执行“751工程”施工任务。全团各营及直属分队分为两批，分别于2月25日和3月18日到达抚顺瓢儿屯，陆续进驻“751工程”工地。雷锋在3月新兵连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技术营运输连当汽车兵。雷锋本应随运输连到抚顺，但团里抽调他到战士业余演出队执行新任务。所以，雷锋完成演出任务后，才于1960年4月7日下午来到抚顺，回到运输连，直到1962年8月15日牺牲。

　　在运输连，雷锋在学习、工作、生活上表现突出。虽然晚到抚顺一个月时间，耽误了汽车理论课的学习，但他通过不懈努力，在结业考试中取得了优秀成绩，被评为五级驾驶员，并且第一个下到了建制班。雷锋刻苦学习理论，平时他主动打扫卫生，给大家读报，帮助战友洗衣服。他生活上俭朴，鞋和衣服破了总是补了又补，每月领到的津贴费，除留下交团费、买生活必需品外，余下的全部存入储蓄所。他还做了一个节约箱，把平时捡到的破铜烂铁等都装在里面，此举受到团领导的称赞。截至1961年1月15日，共作报告27场，听众达到2万2千余人。早在1960年9月，团政治处便整理了雷锋的事迹材料，并下发各支部学习。雷锋的事迹不仅在全团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上级领导机关的重视。1960年11月26日，沈阳军区《前进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雷锋的事迹。1960年12月11日，《抚顺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载了介绍雷锋事迹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也相继发表了介绍雷锋事迹的文章。雷锋作为军地典型被广泛学习宣传。

　　在雷锋事迹中，对青少年的关怀、帮助和培养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962年5月28日，雷锋受到共青团抚顺市委的表彰，荣获“少先队优秀辅导员称号”。1963年2月，雷锋还被团中央追认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雷锋担任两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辅导过的学生700余人。

　　全国学雷锋活动策源地

　　抚顺是全国学雷锋活动的策源地，早在1962年就在全市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活动取得的经验从共青团系统被推广到全省，报到团中央。“学雷锋”从此走出抚顺、走向全国。

　　从1960年到现在，抚顺始终坚持不懈学雷锋。2006年以来，抚顺在全国首创“百姓雷锋”评选表彰活动。截至2017年，共评选出“百姓雷锋”个人典型113名、团队典型25个。2011年以来，抚顺以“人人学雷锋、建设雷锋城”主题活动、雷锋精神种子工程等为重要抓手，进一步推动了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全国的雷锋文化高地

　　抚顺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淀，抚顺形成了全国最集中、最丰富的雷锋文化资源。抚顺的雷锋文化资源，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抚顺乃至全国学雷锋活动的历程。

雷锋

雷锋展示自己的节约箱，向孩子们进行艰苦奋斗教育

雷锋担任校外辅导员

抚顺青少年参观雷锋纪念馆

　　历史概况

　　抚顺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从这里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煤精制品可以证实，早在7000年前，已有先民在抚顺地区活动，达到了一定的文明水平。而战国、秦汉长城的出现及汉代玄菟郡的设置，更标志着辽东地区早期文明史的深厚积淀。

　　抚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古以来，生活在浑河之畔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族先民共同开发，使这里的文化与中原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作为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高句丽、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多个少数民族，都在抚顺有过兴衰进退的历史。

　　进入15世纪，抚顺又成为满族文化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随着辽东马市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建州女真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一个善于学习、不断发展、勇于开拓的民族——满族，在这里孕育成长起来，直至进取辽沈，出关入京，夺取政权，建立清王朝。

　　近代抚顺从1901年第一代民族资本家投资开矿起，经历了开创近代东北工业文明先河的艰难起步，也饱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欺辱掠夺、压榨剥削近半个世纪之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才使历经忧患的抚顺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的新纪元。

努尔哈赤缔造了清王朝

　　历史事件

　　近代沧桑

　　日俄对抚顺煤田的掠夺

　　沙俄入侵东北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吉林煤矿条约》《黑龙江煤矿条约》，同时，对于觊觎已久的抚顺煤田步步紧逼，急欲吞并。清政府无奈，被迫放宽了对内煤矿的管制。1901年10月29日，华兴利煤矿总公司和抚顺煤矿总公司正式成立。沙俄远东公司以入股为名义，一步步侵吞了抚顺煤矿总公司，同时，用武力强占了王承尧的华兴利煤矿总公司的部分矿坑，并在沈阳到抚顺间修造了一条轻便铁路，运走煤炭，辅助战事。

　　日俄战争俄军以战败告终，1905年3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抚顺，随即迫不及待地霸占了原沙俄侵占的杨柏河以东的各矿井，同时将魔爪伸向了更大的一块肥肉——华兴利煤矿总公司。同年4月11日，日本侵略者以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强行接管了华兴利的各矿坑。自此，抚顺煤田被日本侵略者完全霸占。

　　抚顺煤田被占后，日方开展了有计划、有目的、无限制的残酷掠夺。1905年5月，成立了抚顺采炭所，日产煤达300吨左右。1907年4月，“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接管了抚顺煤田，随即将抚顺采炭所改名为“满铁抚顺炭坑”。“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决定设立“日满合办”的所谓“满炭”（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规定我国东北主要煤矿将由“满铁”和“满炭”收买、经营和销售，意图鲸吞我国东北煤炭资源。当时，抚顺煤矿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日本控制下的东北地区其他煤矿的总和。

　　抚顺炭矿所生产的煤，不仅质量好，而且成本低，日本人称其为“东洋标准煤”，以它做标准来判定煤的优劣。煤炭通过南满铁路外运，而且半数以上被运往大连，最后输入日本或运往海外。有数据表明，日本侵略者在霸占抚顺煤矿期间，共掠夺抚顺煤炭2亿多吨，其中运到日本国内的有3000多万吨。

抚顺炭矿事务所

西露天矿

　　一度繁华的抚顺商业

　　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九一八”事变的20年间，以千金寨为中心的抚顺商业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段繁荣兴盛时期。在新市街、后市街、商场、菜市场、东西平康里、铁道南等主要商街区，新建的楼台馆舍、店铺厅堂鳞次栉比，沿街商贩云集，终日车水马龙、生意隆兴，顾客游人摩肩接踵。1915年，抚顺县政府从抚顺城迁到了千金寨，据《抚顺县志》统计，到1929年，抚顺商号有983家，千金寨有885家，占商号总数的90%。

　　日本侵略者占领抚顺煤田后，强征了千台山北侧、千金寨西侧一带农田，新建了“日人街”，为了与千金寨的旧市街相区分，该区域被命名为新市街。为实施“大露天开采计划”，“满铁”做出了搬迁规划，即原新市街居民搬迁至永安台，原千金寨居民搬迁至新抚顺。

　　城市规划首先确定了抚顺火车站的位置，并以此为轴心，向外辐射，车站东部丘陵上为日本人和炭矿职员居住地，因离永安桥极近，被命名为永安台。当时的永安台地区是指今新抚区的南北台、站前、西公园、东公园及福民街道东部地区。抚顺站以北为粮栈集中地区，以南为商业区，西南角为中国人居住地。站前地区以抚顺站广场为中心，向南设一条主干线，为中央大街。以此为轴心，两侧对称各设一条主干斜路，西斜路为前进大街（今解放路），东斜路为永安大街（今民主路）。东西横向设十条市街道路，南北纵向设十六条市街道路，道路宽阔。1924年7月1日，新抚顺站举行了开站式。与此同时，日本还在积极谋划千金寨中国居民的搬迁地建设，然而两边的建设标准却完全不同，可谓一边天堂，一边地狱。

　　几经兴废的永安桥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军在河北抚顺城至河南山咀子这一段，架起了一座宽4米的轻便木桥以连接浑河两岸，这便是抚顺境内浑河之上修筑的第一条桥，也是永安铁桥的前身。1905年3月7日，俄军烧毁了马郡丹的粮食仓库后，向北撤退，退到了浑河以北。为阻止日军追击，俄军将木桥焚烧。日军在该桥西60米处修筑临时小桥，以渡河攻占河北。3月10日，日军占领抚顺。次日，为便于渡河，日军又修建了宽4米的永久性桥梁，由于其桥为日本“四国军第十一师团”的工兵所架设，故命名为“四国桥”，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座桥便被洪水冲走。

　　1912年，由抚顺县筹资，“抚顺炭矿”赞助部分资金，在原桥址稍偏东处建成了抚顺地区横跨浑河的第一座半永久式桥梁。桥“宽十四尺，长一千尺”。然而，在桥的命名上，中日双方发生了争执，日方仍想沿用“四国桥”，遭到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最终，桥被命名为“永安桥”。

　　1926年，暴雨突降，洪水泛滥，永安桥中间一孔和北端桥面被洪水冲走。之后，该桥虽经多次维修，仍断续无常。日本占领抚顺后，用俄军留下的旧铁桥架，在浑河上架起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铁架桥梁。1932年11月竣工，桥宽5.2米，长304米。为安定民心，桥名仍定为永安桥。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为该桥题名。自此，直到日军战败撤离抚顺，此桥一直为连通浑河南北的交通要道。

架在浑河上的俄军军桥

1905年四国桥

永安桥

　　欢乐园里的“乐”与“苦”

　　1925年4月，“抚顺炭矿”在新建市街的西部，用地3.5万平方米修建了当时抚顺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名为“欢乐园”。欢乐园中心建有东北地区屈指可数的庙宇——老君庙。每逢旧历四月十八与二十八老君庙庙会，这里商贾云集、行人如织，热闹非凡。由老君庙向西是一排饭馆，较有名的是四义合、二台永烧麦铺、南味观馄饨馆和洪发春饭店，其他是杂货铺、修鞋店、刻字铺、点心铺、小药铺、水果店等。不得不提的欢乐园大商号有“公益合”“三盛东”“恒兴茂”，其中最大的属百货商店三盛东永记。三盛东永记位于欢乐园东北侧（今西三街路西的原市副食品公司），三层楼结构，营业面积600平方米，楼内设有电梯，是当时抚顺地区唯一有电梯的商店。一楼经营面粉、高粱米、糖、杂货及各种海味；二楼经营布匹、绸缎；三楼经营服装、鞋帽，货物种类齐全。楼对面还有十二三间平房，是仓库和碱房。

欢乐园老君庙戏楼

　　辽金风云

　　辽金时期，抚顺地区建置贵德州。贵德州地处浑河北岸，是当时的交通要冲，地理条件优越，资源丰富。辽金时期贵德州采煤业和陶瓷业的发展最为显著。抚顺地区煤资源十分丰富，煤炭的采掘可以追溯到汉代，到辽金时尤为发达。1938年，在抚顺旧煤窑的矿坑内出土84枚古钱，其中辽代通行的宋钱就有75枚，可见辽金时抚顺的煤炭开采已颇有规模。

　　金代抚顺大官屯窑是当时我国东北地区的著名瓷窑。据历史学家考述，金代大官屯瓷窑群在今抚顺市大官屯火车站东南。瓷窑主要生产建筑所用的砖瓦和碗、盘、碟、瓶、罐、壶等生活用品，诸如黑釉粗质的日用双耳罐、盘，茶绿釉的弦纹罐，褐釉双耳罐，以及风格粗犷、独具姿态的黑釉狗驮盏、黑釉骑马俑、绿釉小马、白釉小狗等工艺品。这些陶瓷器造型古朴、花纹简洁、装饰明快。历年来在东北各地的金代遗址中，大量出土了此地烧制的陶瓷器具，可见大官屯瓷窑的工艺水平之高和规模之大。

　　辽金两代，浑河两岸的沃野得到了深入开发，抚顺地区已是城郭相望、田野益辟、人户殷繁、文物昌明的兴旺景象。坐落在高尔山之巅的辽塔更是闻名遐迩，是这一时期抚顺地区社会发展的一个写照。高尔山辽塔建于辽道宗大安四年（1088年），属于八角形密檐式实心塔，用多种形制的青砖砌筑而成。塔状如立锥，由塔基、塔座、塔身、塔檐、顶刹5个部分组成，塔身分成九级，地上建筑全高共14.1米。

　　辽塔的建筑风格不仅继承了唐代建筑艺术的神韵，更体现了辽代雄浑宏伟的风格，在建筑样式及风格上与华北多见的辽金佛塔建筑如出一辙，反映了辽金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文化大发展的历史背景。辽塔作为抚顺地区古建筑的代表，独树一帜，引人入胜。

辽塔雪霁

　　名祖赐名

　　抚顺之名首载于史册，始于明朝修建抚顺城。明太祖朱元璋曾言：“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原既宁，斯必戍守。”明朝在取得对辽东地区的管辖权后，开始在此大规模构筑城防。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廷在高尔山下修建抚顺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在抚顺城设置抚顺千户所，隶属于沈阳中卫。此举明确了明朝在抚顺地区的军事行政建置，提高了抚顺城的军政地位。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帝在谒永陵途中，驻跸葛布街大营，咏诗“洪武城抚顺，意在抚顺我”，意指洪武年间修筑的抚顺城，是为了抚绥与顺导女真人，此意实则乾隆帝对“抚顺”之意的主观臆断。“抚顺”之本义，源于明太祖对辽东残元势力纳哈出的招抚战略。“抚顺”二字，可理解为“抚绥”“顺导”，即安抚、引导边疆少数民族服从明朝的统治，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

　　明朝时期，地处边塞的辽东地区与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为邻。为防御少数民族的袭扰，明廷从正统七年（1442年）开始修建辽东边墙。辽东边墙在抚顺境内绵延110多千米，沿线有墩台百余座，另有关隘和堡寨。关隘主要有抚顺关和鸦鹘关等，堡寨有会安堡、东州堡、马郡单堡和散羊峪堡等。各障塞之间置若星连、烽堠相望、远近相援。

　　除军事防御外，明廷还在辽东边境地区开放了以交易马匹等物资为主的民族贸易互市场所，称为马市。天顺八年（1464年），明朝开设了抚顺马市，与建州女真开展贸易。马市遗址位于今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关岭村东南，占地面积约380万平方米。

　　当时女真各部所需要的布匹、食盐、铁锅、耕牛等生活必需品与生产资料从这里输入，同时来自女真部落的大量狩猎和采集产品，如人参、松子、蘑菇、马匹、貂皮等货物也从这里输往内地。随着马市日渐兴盛，互市时间由最初的每月一市，逐渐缩短到三日一市。入市人数从最初的一日数十人，逐渐增加到万历年间的动辄数千人，交易额颇为可观。一时间人烟阜盛，热闹繁华。喧嚣的马市是抚顺地区早期繁荣发展的缩影，也在浑河河畔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痕迹。

　　抚顺城、关隘与马市是明王朝在辽东地区的重要关口和物资交流咽喉，是对边疆民族执行“抚顺”政策的着力之处，也是建州女真通往中原的交通门户和吸收中原文化营养的脐带。抚顺的存在，不仅加强了民族交往，更为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明代抚顺城墙垣遗迹

　　秦汉明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承袭燕制，在辽东设郡管辖，抚顺地属辽东郡。在抚顺市望花区李石寨曾出土秦国的铜矛和铜戈等兵器，铜矛上刻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等字样的铭文，将辽东边郡与中原紧密联系在一起。

　　西汉元封年间，汉武帝在辽东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其中玄菟郡设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郡治在夫租城，史称第一玄菟郡。汉昭帝时期第一玄菟郡受侵内迁。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玄菟郡北迁至苏子河畔，史称第二玄菟郡。

　　经考古勘探，在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南1.5千米，紧靠苏子河南岸附近，发现了汉城遗址。实测现存东墙残长80米、南墙残长136米、西墙残长166米，出土了大量红烧土、木炭、建筑卵石、五铢钱、铁器等典型西汉遗存，被确定为第二玄菟郡郡治所在，今称其为“永陵南城址”。

　　东汉安帝永初年间，受高句丽势力扩张影响，玄菟郡再次内徙至今抚顺市劳动公园一带，史称第三玄菟郡。在劳动公园钓鱼台南发现了大量汉代瓦片、瓦当等建筑材料与陶器片等日常生活用具，当为第三玄菟郡郡城的遗存。

　　玄菟郡自汉武帝时始设，其间三次迁治。其中两处郡治都在今抚顺境内，显示出抚顺地区在两汉时期辽东政治地理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除玄菟郡等汉代城址外，考古学家还在今抚顺市浑河及其支流沿岸发现了数十座汉代列燧，即连续不断的烽火台。烽火台土筑、圆形，现存一般高2-3米，底径68米，在周边采集有素面陶和盆罐等西汉器物。整体为东西走向，延伸约10余千米。沿线内侧分布着在抚顺地区发现的数座汉代城址，如永陵镇永陵南城址、新抚区劳动公园汉城、东洲区小甲邦汉城等。这条以烽火台连缀的障塞线，发挥着邮传交通和护卫边境的重要作用，形成了烽燧林立、纵横交错的边塞奇观。

　　汉朝对玄菟郡的经略，将抚顺地区纳入了中华一统之下，促进了辽东地区的社会进步，加强了东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同时，玄菟郡作为汉朝地理位置最为突出的边疆建置之一，成为东北亚文明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枢纽，更是中华文化辐射东北亚地区的关键节点。

抚顺刘尔屯汉墓出土的铜带钩

抚顺刘尔屯汉墓出土的铜扁壶

抚顺的群山鞥是秦汉帝国的东方障塞

　　清前故里

　　大清帝王的祖居之地

　　建州女真人以苏子河流域为安居乐土，开基拓业，修建城池，尤以“六祖城”颇负盛名。“六祖”是女真史书中对努尔哈赤曾祖福满的6个儿子的称谓，他们是长子德世库、次子刘阐、三子索长阿、四子觉昌安、五子包朗阿和六子宝实。兄弟六人分住六处，各自据居觉尔察城、阿哈伙洛城、河洛噶善城、赫图阿拉城、尼玛兰城和章甲城，史称“六祖城”。“六祖城”均建筑在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的苏子河上游，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环列而筑。

　　觉昌安所居的赫图阿拉城，位于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该城在明朝中期时，原是努尔哈赤曾祖福满的居住地，后传给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居住。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努尔哈赤在城中诞生。赫图阿拉城是“六祖城”的中心，其他五城距赫图阿拉城“远者不过二十里，近者不过五六里”，互为犄角。

　　“六祖”以“六祖城”为大本营，团结一致，成就出一时间“方圆二百里”内“诸部尽宾服”的局面，自此逐渐强盛。“六祖城”的中心赫图阿拉城，不仅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诞生之地，还是他建立后金政权的第一个都城，是努尔哈赤及其后人成就大业的历史根基。

烟囱山

苏子河

　　后金兴国的四个都城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重建了建州女真旧城佛阿拉，建州女真自此有了首府和大本营，进入到巩固发展的新时期。胸怀鸿鹄之志的努尔哈赤以佛阿拉城为起点，先后迁都至赫图阿拉城、界藩城、萨尔浒城、辽阳城，直至1625年定都沈阳城。在后金兴国的过程中，先后有4个都城定在抚顺境内，分别是佛阿拉城、赫图阿拉城、界藩城和萨尔浒城。以上四个古城，是后金兴国的历史见证，是努尔哈赤率部崛起的四座里程碑。

赫图阿拉城汗宫大衙门

八旗铠甲

八旗旗帜：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

　　闻名天下的清帝祖陵

　　抚顺是满族先祖的定居之地，也是清朝政权的萌兴之地，在清朝统治者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被尊奉为“龙兴之地”。安落在这里的清永陵，是清朝帝王的祖陵。

　　清永陵位于新宾满族自治县中部，北依启运山，南临苏子河，与烟囱山隔河相望，东距新宾县城23千米，东南距赫图阿拉城约5千米，西南距夏园行宫约3千米。

　　清永陵原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家族墓地，其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等祖辈先后埋葬于此处，努尔哈赤六世祖孟特穆的衣冠冢于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也在此处下葬。太宗皇太极敕封先祖墓地为兴京陵。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兴京陵为永陵。清永陵墓主因辈分长于福陵墓主（清太祖努尔哈赤及皇后叶赫那拉氏）、昭陵墓主（清太宗皇太极及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故为清朝皇帝祖陵，位列清代盛京三陵之首。

清永陵

启运殿之后的墓塚，中葬兴祖、左昭景祖、右穆显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