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世界历史长河看，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全球经济格局。
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浪潮之巅，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每一次思想交锋，都可能激发出新的灵感火花，引领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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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虽然是新提出来的概念，但就这个概念所反映的现实来看，早于概念就出现了，并且存在一个客观历史演进过程。然而新概念的提出，启示人们从中要发现未被认知的未来因素。
一、对质的效率认识的不断发展：从多样化、创新到音乐四重奏的效率
新质生产力首先是一个与质存在内在关联的概念。人们很容易想到，质是相对于量而言的事物特征。但人们不一定深想的是，量有量的效率，质有质的效率。
对经济来说，质与量是一对历史存在的矛盾。虽然工业化主要是围绕提高量的效率展开，这种主要体现于规模的量，在经济学上特指同质之量（同质性假定）；但质从工业化一开始，就包含在与量的对立统一之中。质的不同，以多样化（或“范围”）这一概念表示。
多样化最早是斯密提出的，与专业化相并列，作为分工的两个相反方向之一。多样化（或“范围”）是斯密本人直接使用的术语。杨小凯曾说：“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斯密认为专业化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多样化导致市场范围的增加，后人分别称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经济的规模的扩张，表现为量的扩张；而质的扩展，表现为范围——可以理解为人的个性选择范围（体验）、供给选项范围（创新）——的扩张。从这个角度看，新质生产力可以降低人的选择多样化的成本，提高选择多样化的效率。电子商务明显增加了用户的选择，就是这种规律在起作用。
历史上首先从效率角度，把质的不同，当作经济发展主要问题，主要有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一位是张伯伦，他发现经济活动中质的不同，会引发均衡点发生系统的改变，其中规律是均衡点随差异化、多样性、异质性程度的提高，按比例由MC（边际成本）向AC（平均成本）移动。AC-MC就成了测度质的差异的不变价值尺度。这启示人们，新质生产力可能引致全局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有规律的。
第二位是熊彼特，他提出的创新理论，是一套完整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他认为创造新价值，就是创造新的、不同以往的质。他把质不变，而只增加量，称为物质的“循环流转”，认为这不是在创造新价值。工业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同质化。其价值增加主要是同质的价值在量上的增加。这是一种没有（新质）附加值的增加值。创新理论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理论，以新质的不断涌现生成为价值创造方式。
新质还具有比创新更全面的含义。创新体现的是供给方面的新质，体验代表的是需求方面的新质，在迭代中达到供求一致的新质，就是抽象意义上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要求创新+体验的供求双方平衡。
这启示人们，高质量发展需供求两轮驱动，一是创新驱动，二是体验牵引。
TFP（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两类技术：数据要素提高多样化效率
第三位是美国经济学学会前会长鲍莫尔，他提出著名的“莫扎特音乐四重奏的效率问题”。意识到“质的效率”的存在（如四重奏中处理音质、音色的效率，不同于小提琴拉得更快、更高、更强以致走调的“效率”），这种效率不同于量的效率。质的效率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与服务化中，而量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和产业化中。高质量发展，要提高质的效率，落在产业发展上，要重视服务业、服务化（如农业服务化、制造业服务化）。
对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数据的作用机理，与技术的作用机理类似，都是通过作用于主体要素（如资本、劳动）——如将a作为K（资本）的系数，或a作为L（劳动）的系数——而提高效率。可以把以往的技术，理解为专业化效率技术（a1）；而把数据，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技术”，即多样化效率技术（a2）。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就是通过提高劳动、资本等其他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而实现的。其多样化效率体现在，数据要素通过多场景应用、多主体复用，创造多样化的价值增量，在多次使用中突破传统资源要素约束条件下的产出极限（如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PPF），不断提升数据质量，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
需指出，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只能与信息生产方式、只能与数据联系。在真实世界中，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处于混合状态，工业技术与数据技术也会同时并存，与经济结合后，导致两种经济规律（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共同发挥作用。其结果，依新旧动能投入比例的不同，以及产业化与服务化产出比例的不同，形成它们之间的融合比例（两化融合比例）。当然，从主导的方向上说，在数据时代，提高质的效率的范围经济将取代提高量的效率的规模经济，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
二、新质生产力是专门让经济焕发生机与活力的生产力
质性的历史演进，在数字经济推动下开始具有新的历史内容。从而使一直潜伏于历史中的作为配角的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牵引未来的主角。
从2004年起，国内外都有经济学家认识到，ICT（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这意味着，鲍莫尔猜想的以质的效率为取向的服务业的效率，可能与信息业的效率，是同一个问题。数字经济出现了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生产力发展新方向，这就是从专业化效率为主，转向以多样化效率为主；从以规模经济（做大做强）为主，转向以范围经济（做优）为主。就当前的现实而言，中国经济仍有一个有待发掘的巨大潜力，这就是中国服务业占GDP之比（在55%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旦追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甚至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将极大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潜力。
质的效率的改变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科技在其中起到的一个关键作用，是主要生产要素的质，从不可复用，变为可以复用。把数据视为新型生产要素，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理论的特色之一。对数字经济来说，新质生产力表现在生产要素上，具有复用这一新型特点。复用，是数据独有的新质。数据独具“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这是指，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能够多场景应用，多主体复用，提高劳动、资本等其他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通过“数据要素×”，可以发挥数据要素对于最终应用的倍增与放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与社会分配，进而事半功倍地实现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
沿着新质生产力是质的效率提高这一新思路向前展望，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这种生产力需要有什么样的不同于工业化的空间与基础设施。思考的初步结论是，数据空间与数据基础设施，可能不同于工业空间和工业基础设施，甚至不同于此前一个阶段的数字基础设施。最核心的不同，在于它以“场”为核心原理。
从场有的视角看世界，在中国有几千年之久的历史，例如周易就是场有论，它不同于西方的原子论，旨在为变易（而不是实有）搭建世界模型的框架。融入当下，数据基础设施也需要为变易（活动、使用、应用、利用）修路搭桥，而不只是静态地提供软硬件这些“东西”。为此需要发展数据场与数据要素场。三中全会区分了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基础设施，并且把数据基础设施置于数字基础设施之前，就反映了这种规律。从这个角度说，新质生产力是活的生产力，是专门让经济焕发生机与活力的生产力，是以生生之德为内涵的生产力。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期专家：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原主任姜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