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过去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将发生根本变化。分析人士认为，“人的城镇化”通过人的聚集，实现知识的聚集，从而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率。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实际户籍人口城镇化还只有35%左右。考虑到居民城镇化过程中对交通、基建以及公共设施建设的需求，未来中国城镇化要达到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所释放的需求，将是经济可持续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不在于“快”，而在于“好”。未来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将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体系，“以市场化制度为本,创自由竞争之基”，激发和保障人们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201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1%，人口规模为6.9亿人，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人口规模为4.6亿，两者差距达到2.3亿。而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动，这一部分人在养老、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得到较大保障后，终将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
根据统计局数据，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1倍左右，人均消费也是农村居民的3.1倍左右。大量的农民转为市民，除了收入差距会逐步收敛外，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逐步释放出巨大消费潜能。
改革35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这种状况造成了三个严重后果：一是无法建立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二是农业长期沦为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弱质产业。三是降低了工业化、城市化在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综合效应。
一些专家认为，我国城市规划缺乏想象力和品位，动辄想成为“东方小巴黎”、“中国威尼斯”。城镇化离不开政府规划，但定位过高、速度过快、用力过猛，根源是政府行政过度驱动，部分地方政府对城市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很好的认识，主观决策意识浓厚，缺乏必要约束和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就是要区别于造城运动。尽管这种竞争曾经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辉煌，但由政府主导的重复低效的投资，如果不加约束，将会造成城市不能承受之痛。如同鄂尔多斯没有产业支撑变为“鬼城”的前车之鉴。
目前，大量农村户籍的人口在城市工作，人户分离现象比较普遍。在调查中，农村户籍人口占到73.2%，样本量达到3212个，这部分进城打工者被称为“农民工”。调查发现，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他们在未来就业、居留去向方面表现出明确的城市取向。
一个城里人消费的农业资源，比一个农村人要多得多。城市化率高了，农产品需求总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特别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食用油、肉蛋奶消费大幅增长，直接导致玉米等饲料用粮的需求大幅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