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 在疫情影响下的2020年,各大经济板块历史上首次同时遭受重创,我国依然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将呈现怎样的总体趋势?身处在复杂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中,我国应如何把握、创造机遇,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全球经贸格局开始显现出“五个东移”的特征。我国宜立足当前、放眼长远,推动外贸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新华社照片,广西凭祥市边境贸易货物监管中心货场(2020年1月4日摄,无人机照片)。
全球经贸有望恢复 新机遇要“向东看”
新华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如何看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球经贸趋势走向?
张燕生:根据WTO预测,预计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量萎缩9.2%,但实际下降幅度可能稍低于这一预测值;预计2021年外贸会有所恢复,可能出现7.2%的正增长。而在全球直接投资方面,2020年下降42%,接近9000亿美元,预计2021年仍可能继续下降5%-10%。
总体来看,全球经贸在2021年可能有所恢复,但是并没有恢复到2019年或者说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对于恢复的预期不宜太乐观,要有充足的政策储备与应对准备。
而从今年开始,我认为全球经贸格局可能会出现五个“东移”的新趋势。
一是“需求东移”。从国内看,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我国必须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随着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我国国内市场有望创造更多新订单、新需求。从国际看,全球需求相对疲软,但东亚地区在抗击新冠疫情,恢复供应链贸易链,扩大本地需求方面会有较好表现。我期待着今年越来越多的订单来自于东亚经济体本身。
二是“供给东移”。过去我们讲国际贸易“大三角”分工格局,即东亚经济体为世界主要提供的是制造和劳动力,美国和欧盟主要提供的是市场、技术、关键零部件。但从去年开始,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变化很大,越来越多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贸易链实现了本地化的趋势。东亚经济体强劲的经济恢复会带来供给东移。
三是“创新东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世界创新核心区呈现东移趋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前任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提出,新增加的国际专利中,50%来自于亚洲,其中大部分是用汉语、日语、韩语书写。
四是“服务东移”。去年中国实现了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是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从引资结构看,绝大多数外资都流向了第三产业,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接近八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推动制造业和外贸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如研发、技术、设计、咨询、人才、专业服务等领域。这样就引发了巨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工业服务业需求涌现,包括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数字贸易等,进而带动了全球投资看好中国。从这个角度讲,全球的“服务东移”成为未来的新趋势。
五是“资本东移”,或者说货币和金融合作的东移。
去年我国的五大贸易伙伴中,有三个是东亚地区的经济体(东盟、日本和韩国),也就是我们讲的“10+3”。从全球范围内来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这个地区总体上应对较好,而且整体贸易链、生产链、消费链、供应链恢复也较好。
新华社照片,“齐鲁号”中亚班列即将发车驶出位于青岛的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12天后将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020年11月9日摄)
关注短期增速 更要重视中长期趋势
新华网:您怎么判断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形势?
张燕生:谈到我国外贸的情况,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32.2万亿元,增长1.9%, 其中出口增长4%。在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好、超出预期的成绩。2021年,随着美欧地区疫苗推出和疫情出现积极变化,其本地的生产能力恢复会加快,一些订单会再次发生转移,我国外贸有可能回到一个较正常的情况。
“十四五”开局之年,“三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正式起步,我认为重点要推动外贸的高质量发展。
国际贸易是否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全球贸易增长率已从1990至2007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5倍至2倍下降到0.5倍。全球贸易的结构、分布和方式都可能发生不确定性转变。我国的外贸不能仅仅看短期增速,更要看到中长期发展趋势,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外贸结构才是关键。
制度型开放须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
新华网: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下,制度型开放有哪些重要性与着力点?
张燕生:构建与高标准的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大方向。
具体而言,“十四五”时期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现代化,推动体制、治理和法治等方面的现代化。
一是与WTO、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代表的国际通行规则、制度规范相衔接。
二是在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进程中,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这在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PTPP等都有直接体现。
三是推动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国际有关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服务开放等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和完善。
新华社照片,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内的中国长城(黑龙江)网信事业配套保障体系项目生产线(2020年11月13日摄)
敢于引入竞争压力 开放带来“开窍”
新华网:兼顾开放与安全是一个新形势下的重要话题。“十四五”时期应如何进一步健全开放安全保障体系,筑起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与风险防控体系?
张燕生: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叫开放。我的理解是要能敢于开放,引入外来竞争压力,苦练内功,增强国际竞争力。有这种实力和决胜信心,才能够承受开放的冲力和压力。
无论是市场开放、制度开放,还是创新开放,其实主要在于引入外来竞争压力,使国内的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完善。
开放最重要的一个积极作用是促进“开窍”。你会发现,凡是开放做得好的地方,人们都很“开窍”,对市场经济、国际经济、法治经济都会有较好的接受度和承受力。开放本身也有一种敢于面对挑战、直面压力、转危为机的精神。
当然,开放也意味着风险,因此首先要把风险防范安全保障放在第一位。宁可慢,都要把安全的工作做好,有的时候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安全包括供应链、产业链、贸易链、创新链、信息链、数据链的安全。我认为,开放的技术安全问题,是技术自主可控,是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但可以看到在服务贸易,比如贸易、运输、保险等定价权和话语权不在我们手里,贸易的规则和博弈等很多方面还在学习过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谨慎是最重要的。
出品人:田舒斌 徐姗娜
监 制:周红军
策 划:朱永磊 邱小敏
导 演:何 凡 李 由
文 字:闫雨昕
剪 辑:王立鹏
包 装:陈 正
视觉设计:王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