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详细]
刘邦任人唯亲之最典型者,当数对卢绾的任用。据《韩信卢绾列传》,卢绾与刘邦同里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这就奠定了二人关系的基础。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特别铁。但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从卢绾日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的偏袒的结果。
因为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 。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作战,就是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临江之战的结果,本来应该使刘邦对卢绾的才具有个正确估计,但到了封王时,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 [详细]
丁公其人,原本是项羽的部将,之所以说他是刘邦的“一时之才”,是因为当年刘邦坐板车落荒而逃时,他带兵追上刘邦后,又徇私放了刘邦。项羽覆灭后,丁公想,自己救过刘邦一命,就前去投奔。刘邦听说当年的救命恩人来了,立刻下令把丁公带到军营,巡回示众,然后,宣布他的罪状:“丁公当项羽的部下却不忠于项羽,使项羽丧失天下的就是他。”然后杀掉了丁公。刘邦说:“使后世做人家部下的,再不要效法丁公。”
起兵造反与当皇帝坐江山不同,身为皇帝,他要控制一个国家,最想提倡的是忠诚,反对的是背叛。他用丁公的死,向天下表明这样的态度:“只要你是叛徒,连新领袖都不能容你。”刘邦在危急之时利用了丁公的怜悯之心,胜利之后,又利用丁公的死,为“忠诚”造势,可谓“人尽其用”。 [详细]
刘邦是奉命西征,并且赢得了推翻秦朝暴政的首功,按照约定,即使刘邦称王也是理所应当,任何人都不应该说三道四,结果刘邦低调行事,并没有称王,政治上毫无瑕疵。此时,项羽贸然下令进攻刘邦无疑是同室操戈,将楚怀王的约定变成了一纸空文,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 。 [详细]
秦王朝统治土崩瓦解,此时关中地区处于权力真空期,关中人心思定、人心思稳、人心思安,而这一切在刘邦的约法三章里似乎都得到了承诺,因此,先入关的刘邦在关中人心中无异于无冕之王。此时,如果有人加害刘邦,很难赢得关中人民的拥护和信赖。更何况项羽还欠下关中地区二十万条生命。 [详细]
在跟随项羽的各路诸侯眼中,此时的刘邦就是一个指标股,刘邦的结局将和他们未来的结局有直接关系。如果刘邦被杀,各路诸侯难免会对项羽的处事风格表示怀疑,这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将来和项羽的合作。可以说,各路诸侯都在静观其变,在各地等待鹬蚌相争。 [详细]
刘邦的人马虽少,却是自己的嫡系,项羽人马虽多,却有乌合之众的嫌疑,加上刘邦的部队已经经过两个月的休整,体能和战斗力都要远远超越项羽的部队,此时发动对刘邦的攻击,项羽并没有足够的胜算。 [详细]
是政治手段不如刘邦吗?不如刘邦那么无耻,不如刘邦会笼络人吗?是军事指挥才能不如韩信吗?也许有那么一些些因素;是军备物资供应楚不如汉吗?这个肯定是。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项羽仍然因循分封的政治制度,项羽失败是因为制选择的错误,而自战国时期,经秦统一中国,建立在郡县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制已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被草莽英雄和民众所广泛接受,特别是得到了包括法家和儒家的那些游士的认同和倡导。按孙中山的话来说,郡县制在楚汉相争时期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刘邦用韩信的事,就像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若要进入更高层次,要下决心聘用职业经理人。而曹参、樊哙、卢绾这些人和刘邦则是兄弟关系,更是企业的开创元老,资格特别老,功成名就靠得是职业经理人,但创业班底必须是高度可信赖之人。而像韩信这种现代企业的职业经理,受聘于企业,这样一个功高盖主的职业经理人,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就更不能为我的敌人所用,可惜,韩信至死都不明白。
千年之后,唐代诗人杜牧路过乌江亭,面对霸王往事,不禁感慨系之,挥毫写下一首《题乌江亭》,诗曰:“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当然是杜大诗人的假设,我们要问:假设当年项羽真的渡江东归,能卷土重来、重整霸业吗?[详细]
楚汉间的故事永远是一个讲不完的主题,刘邦带着一群屌丝与没落贵族项羽推翻暴秦、一争天下,在那个英雄辈出的乱世生存哲学永远高于一切道德伦理,鸿门宴上项羽不杀刘邦的理由未必是妇人之仁,刘邦也未必像史书上所记载的是那样仁厚贤德的明主,项羽也并非败于自己的残暴和高傲,而是在顶层设计时不能与时俱进,也许真实的楚汉传奇远比史家的记载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