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人们在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参加集会，号召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更多行动

　　只有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在行星层面发展负熵性治理，人类才有未来；为了使这样一个未来成为可能，“美国优先”式的“特朗普主义政治”必须被推翻。

吴冠军

　　如果说“技术”是当今时代的核心关键词之一，恐怕很少有人会反对。人工智能正快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结构，基因工程正在改变人类生命的结构，仿生技术则改变着人们对“人类”的理解。在当代欧洲思想界，“技科”（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一词已然取代了“科技”这种表述。

　　“技科”和“科技”同样强调科学与技术的深度关联，但前者诚如当代法国思想家让－皮埃尔·杜佩所言，“有意指出了科学从属于经由技术掌控世界的那份实践性雄心”。在杜佩看来，技术从来不是躲在科学后面的“小跟班”；相反，正是通过它，人类不断地“掌控”世界。

　　那么，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人类对世界还能“掌控”到什么程度呢？

　　包括杜佩在内的当代欧洲思想家们，用“人类世”阐述人类身处的当今这个时代。“人类世”这个概念，因诺贝尔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写于2000年的《我们已进入“人类世”？》一文而进入学界视野。

　　在克鲁岑看来，工业革命以降（尤其是1784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引擎），人类仅凭自身这个单一物种，对地球这个行星面貌变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质学纪元——“人类世”。“人类世”的到来，一方面标识了人类这个物种所发展出的“文明”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也恰恰指向它在行星层面所导致的种种巨大问题，从生态变异到技术末日，以及全球共同体秩序之无根性所造成的“黑洞性奇点”。

　　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在其2018年出版的《负人类世》一书中，将“人类世”称作“熵世”，因为在这个地质学纪元，熵剧烈增加，尤其是生物圈熵增速急剧蹿升，使“人类世抵达了其生命界限”。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世“无法生活、资不抵债、不可持续”，它本身就是“一个行星尺度上操作的大规模且高速的毁灭过程”。

　　“熵”本身是一个物理学概念。热力学第二定律又被称作“熵增定律”，它指的是一个孤立系统的混乱度（“熵”）只会增加不会降低，直至抵达最大值（亦即死亡）。斯蒂格勒用“熵世”标识当前人类身处的这个地质学纪元（“人类世”），突显出了作为一个准孤立系统的地球在晚近数十年急剧熵增的状况。斯蒂格勒认为，所有生活在“人类世”中的人们的任务，就是“走出人类世”，这意味着去开启在行星范围内稳定推动“负熵”增长的“负人类世”。

　　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艾尔文·薛定谔，在其1944年的著作《什么是生命？》中提出了“负熵”这个词汇，用来指所有可用的自由能量。在该著作中，薛氏提出了其著名的生物物理学理论，即“生命以负熵为食”。生命尽管体现了从有序走向无序的熵增过程，亦即不可逆地走向死亡，然而生命之“生”，就在于它主动汲取负熵从而努力维持自身的低熵状态，亦即通过汲取负熵来推后死亡。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汲取负熵，从而导致行星层面的不断熵增；而人类这个物种的工业化活动，快速加剧了这一熵增速度。于是，“人类世”（熵世）标识了人类自身的末日时刻。

　　斯蒂格勒尖锐地指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这样的西方政客，就是“熵世”之末日时刻快步逼近的主要肇事者。特朗普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旗帜下，发起各种“造墙”“贸易战”“退群”行动，尤其是用其行政权力带领美国直接退出《巴黎协定》，严重致使行星尺度上的混乱程度急剧上升。

　　在斯蒂格勒看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政治家与精英们正在陷入“系统性愚蠢”。他这样评论当今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时代：“看上去是一场关于智能的经济性战斗，通过智能，生产出了其反面——愚蠢、注意力的溃散、无响应性、非文明性、‘思考的零度’。”

　　作为技术哲学家的斯蒂格勒提出，必须同这种人工愚蠢做斗争，“同一种导致愚蠢之统治的经济与政治情境做斗争”。在他看来，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行径相反，人类今天必须在行星层面上进行负熵性发展。

　　从类似的批判性视野出发，当代德国政治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其2015年出版的著作《技术统治的诱惑》中，亦全力倡议超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只有切换到行星层面来谈政治与治理，人类才可能会有一个未来。

　　另一位倡议以行星视角替代民族国家视角的当代代表人物，是法国思想家布鲁诺·拉图尔。他提出的独特口号是：“面对盖亚”（盖亚系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众神之母）。在其2017年出版的《面对盖亚：八论新气候政权》一书中，拉图尔追随大气化学家詹姆斯·勒夫洛克的提法，用“盖亚”来指称这个行星。

　　拉图尔强调，今天政治家必须“面对盖亚”来进行政治实践，“在人类世时代中生活，就是迫使一个人去重新定义至高的政治任务：你正在通过怎样的宇宙学，在怎样的大地上，形成怎样的人民？”生活在“人类世”中的人不能眼中只看到彼此、忙着卡彼此的脖子，必须注意到盖亚是敏感的，“盖亚并不承诺和平，并不保证一个稳定的背景”。

　　拉图尔在其2018年的著作《落向地面：新气候政权的政治》中，更是尖锐地提出：特朗普代表了“离开这个世界”的政治视野，这些政客认定地球不会“对其行动作出反应”，他们的“视野不再属于地球的诸种现实”。而“特朗普主义”的后果，就是“消解团结的所有形式，既包括外部的团结（国家间），也包括内部的团结（阶级间）”，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主义政治”是一种“后政治”。

　　可以看到，使杜佩、斯蒂格勒、哈贝马斯、拉图尔等思想家贯穿起来的，是基于如下在技术诊断之上的一种思想态度：人类经由技术掌控世界的实践性雄心，已经使地球迈入“人类世”，人类自身已活在“剩余时间”（当代意大利思想家乔治奥·阿甘本之术语）中；只有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在行星层面发展负熵性治理，人类才有未来；为了使这样一个未来成为可能，“美国优先”式的“特朗普主义政治”必须被推翻。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2021年12月1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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