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6日，美军军车向叙利亚卡米什利进

　　殖民主义遗毒或后遗症，才是西方口口声声要维护的所谓民主人权的最大“结构性障碍”。

王磊

　　当今世界，“殖民主义”在多数人眼里可能已经是历史词汇，但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彻底消失，而是始终阴魂不散，持久地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甚至以巨大的“无形之网”黏连着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

殖民主义原罪

　　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依凭升级换代的经济科技实力，西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睥睨世界的强大资本，也因此在18、19、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其他文明、国家和民族构成了类似“降维打击”的力量优势。

　　殖民主义伴随航海大发现向全球扩张，所到之处，尽是生灵涂炭，美洲、澳洲的原住民及亚非拉地区的民族无不深受其害。这一历史阶段，堪称人类文明的至暗时刻。中国亦被裹挟其中，沦为“半殖民地”，饱尝“落后就要挨打”之苦。只是在世界各地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内部因“分赃不均”而连续大战之后，在人类理性和进步力量逐渐累积以至压倒殖民主义的罪恶动机之后，至20世纪中后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才迎来大规模“解放”，西方殖民者及其殖民政策最终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尽管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但殖民主义的遗毒并未肃清，时至今日仍在毒害广大原殖民地国家，阻碍制约着它们的发展、干涉危害它们的安全、主导统治它们的思想，以强权政治、霸权行径等形式大行其道。

　　据中国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决议，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包括经济剥削、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系统性种族主义、侵犯土著人权利、当代形式奴役、破坏文化遗产等，均对人权造成负面影响，有违国际公平正义，是世界需要正视和面对，并认真解决的严肃现实问题。

　　可以说，殖民主义遗毒或后遗症，才是西方口口声声要维护的所谓民主人权的最大“结构性障碍”。

“变种了的剥削和压迫”

　　摆脱殖民统治，赢得政治独立，这只是一个开端，甚至对于很多原殖民地国家来说，仅仅是从西方国家的“总督”直接统治转换为“代理人”间接统治，还远远没有实现完全的独立，国家主权依然“残缺”。这突出体现在一些国家的“政治被操控”问题上：从选举制度设计“照猫画虎”，到政治精英“西天取经”被洗脑，再到政策主张和实践以服务西方资本利益为依归。

　　与此同时，经济也被把持，众多原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结构单一，只能依靠油气、矿产资源等提供财政收入，沦为西方优势产业链的附庸；不少原殖民地国家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西方机构救助，被迫接受财税改革“指导”，更有甚者直接将财政货币主权交付给前宗主国，大小事务悉听尊命。

　　当今世界仍是建立在严重的不平等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盘踞在“金字塔顶端”，以其长期殖民积累的巨额财富、率先工业化和现代化掌握的经济科技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享受着高额差价，假“市场”之名获“资本”之利，从而支撑起庞大昂贵的本国福利体系。

　　对此，学界不乏真知灼见。萨米尔·阿明、沃勒斯坦等“依附论”学者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后发国家不发达的罪魁祸首，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不平等交换，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形成“中心”与“外围”的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变种了的剥削和压迫”。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亦揭示，资本回报率总是能够跑赢劳动者收入增长率，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这种差距既表现为国内的贫富分化，也表现为国家间的贫富分化。

　　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其中自有深刻的自然经济逻辑在发挥作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够真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寥若晨星。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依旧激烈，西方仍然掌握着先进的知识技术、大量的金融财富，且抱团取暖、结成联盟，使后发国家的崛起更加困难重重。特别是对于规模体量巨大的国家来说，一旦经济产业升级、深刻触动西方的利益“蛋糕”，贸易战、科技战乃至“脱钩”等等便接踵而来。后发国家要真正实现自主和富强，必然要经历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斗争。

“大炮射程之内即是真理”

　　军事手段是西方国家对外战略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招”。殖民主义时代，“大炮射程之内即是真理”，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等后起列强，都曾惯用武力征服殖民地，并使用武力彼此争霸。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历经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瓜分世界的柏林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战争行为几乎充斥了近代国际关系史，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者是西方强权争霸的战场，或者是西方强权争霸的“战利品”，其亿万人口付出了血与泪的惨痛代价。

　　二战结束以来，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自身被战争大伤元气，另一方面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壮大了和平阵营，国际反战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使得战争成本升高、战争合法性降低，西方国家对原殖民地动用军事手段实施压迫的做法明显收敛。即使如此，1956年英法在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欧洲国家在应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浪潮、美国在应对拉美“后院”的所谓“秩序挑战者”等时刻，依然不乏动用军事手段干涉的案例，只是不再那么管用罢了。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自恃“无敌”（美国战略学者迈克尔·贝克利近期出的一本描述美国霸权的书的书名），打着维护“民主人权”“国际秩序”“反恐”等各种各样的幌子，发展并鼓吹所谓“保护的责任”等，侵犯他国主权，威胁使用武力恫吓，由此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但却被“有组织地忽视”。

　　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重大战争事件，以及在中亚、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开展的小规模军事打击抑或特种部队军事行动，数量众多、规模各异、手段丰富，虽然这些军事行动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但美西方的黩武倾向、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思维是一以贯之的。

“一手拿剑、一手拿圣经”

　　思想控制、文化掠夺是西方国家统治世界的重要手段。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一手拿剑、一手拿圣经”，殖民者枪炮征服所到之处，也是传教士贩卖精神鸦片之地。在西方殖民者眼中，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总是愚昧的、文化都是落后的，好像总在等待西方国家的“救赎”。殊不知，这种对本民族、本宗教文化优越性的狂热，却造成了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姹紫嫣红的文化遗产的厄运。时至今日，美欧国家的种族主义思潮依然不时沉渣泛起，其社会对亚裔、非裔的歧视性事件也层出不穷。

　　在思想文化领域，20世纪西方文明的一大转变，是已从追求种族优越、扩张海外帝国，转向建设相互依赖的国家共同体。欧盟的建立、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维系皆是如此，其特点是享有共同外交文化和彼此的特殊关系纽带。美国近期主导构建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英美联盟”，以及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等，则是“小圈子”中的“内部圈子”，都体现出西方文化价值观“聚内”“排外”的倾向。

　　在具体的外交政策实践中，美国人总标榜自己的“民主灯塔”地位，欧洲人总自夸居于“道德高地”，居高临下看待其他国家，自以为是要拯救世界，都声称自己具有特殊的道义责任，这种主张掺杂着明显的种族主义论据，堪称殖民主义心态的当代变异。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不仅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经济财富，还主导了全球文化艺术的评判标准，比如符合西方审美的文化产品才容易有市场价值，获得所谓“国际荣誉”，这无疑对想要获得西方奖项认可的发展中国家文化艺术创造者形成一种导向。对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来讲，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并不容易，但放弃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转而一心拥抱西方文化甚至全盘西化，无疑是错误、可悲的，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然不得长久。

　　在人类发展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要想肃清殖民主义的遗毒依然任重道远，最根本的力量还在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壮大，自强才能真正自立，只有实现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具备与西方一较高下的竞争力优势，才能最终保障政治的独立自主地位。这当然也需要西方内部社会进步力量的奔走努力，但更需要后发国家的不懈奋斗和集体协作。

　　中国作为曾经的半殖民地国家、当代的新兴大国，已经成功开辟了国家现代化的新道路，倡导践行国际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无疑肩负着建设公平正义世界的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研究员）

来源：2022年1月2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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