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创新如何让我们更健康
思客特别节目“健康汇”：医疗创新如何让我们更健康
Freda C. Lewis-Hall目前担任辉瑞公司首席医学官，同时也是公司执行领导团队的成员。作为一位资深医学人士，她领导辉瑞医学事务部，负责辉瑞人类健康产品在世界各地的安全、有效和合理的使用。在2009年加入辉瑞之前，Freda先后在Vertex、百时美施贵宝、法玛西亚以及礼来的医学事务和新产品开发部门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在投身研究型生物制药行业之前，她曾经担任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项目领导人以及霍华德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副主任和副教授。经过精神科医生的培训之后，她在一线患者治疗方面开启了其医疗生涯，并由于在精神疾病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医疗差异等问题方面的研究而广为人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北京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北京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心脑血管疾病非常复杂，与所生活的地域、气候、饮食习惯、运动习惯有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关系，和医院救助标准、救助能力有关系，和社区医院防控也有关系，所以心脑血管防治也是包罗万象。
大家经常会问，这么多的影响因素，我该抓什么？如何衡量某个城市、某个省、某国家人群的心脑血管是否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如果健康，是因为哪个地方做得好？如果不健康，是因为哪个地方做得不好？到底有没有像GDP、像股市指数一样的客观、定量的数据来衡量我们国家的心脑血管防控和各个省份的心脑血管防控情况？
我这么问了以后，大家一定说有。的确是有，不光是有，这还是我们国家创造的心脑血管健康指数。这个指数世界上没有其他人做过，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想过，但是没有人做过，我们国家做出来了。
今天在座有一位医学界大咖，他是著名的心脑血管专家、临床医生，曾参与过上万心梗病人的急救；他在我国公共卫生方面、心脑血管公共教育方面贡献颇多；他就是我国心脑血管健康指数的发起人、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霍勇教授。有请霍教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心脑血管健康指数的创建过程。
人们都想知道如何用一个综合指标反映部分人群、国家、地区的心脑血管疾病总体发病状况。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下，由国家疾控中心、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等机构具体组织，由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实施，经各方专家共同讨论，历经一年时间做出了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CV index）。指数从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流行、危险因素暴露情况、危险因素防控情况、心血管疾病的救治情况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服务能力五大维度进行分析，并以52个细分指标构成综合评价体系，全面反映全国及各地区人群心血管健康状况和趋势，发展模式和治理结构。这个指数在国际上也是第一个。
从国家层面建立这个指数，到省一级层面去验证，确实能够看到它和现在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死亡率和防治能力的对应性非常好。它不仅仅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可以此作为制定政策、资金投入、设施规划的辅助和参考。相信指数能为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也为国际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起到示范作用。
世界心脏联盟、美国心脏病学会等国际机构的很多专家也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对指数给予很高评价。希望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有助于推动我国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使心脑血管疾病下降的“拐点”早日到来。
谢谢霍教授，阐述得非常清楚，心血管健康指数的背后是巨大的数据链支持。这不仅在医学上面是一个创举，而且在科技方面也是个创举。我们都在讲大数据，心血管健康指数背后的大数据更是不得了。我们国家有2.9亿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这些大数据从哪里来？是否客观？有没有权威性？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这些数据相当靠谱，提供方就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国疾控中心。
有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梁主任分享一下，疾控中心在疾病管理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目前我国对传染性疾病、围产期疾病、营养不良等问题控制得不错，心脑血管病是现在比较突出的健康问题。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香港、澳门等在内的地区，非常有希望看到心脑血管疾病的“拐点”，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死因报告系统，每年中国死亡人数将近900万人，从这里首先可以看到死因，其次是患病和发病情况，我国主要还是靠调查来拿到这个数据。
第三，中国做得比较好的是危险因素调查。吸烟、食盐摄入、血压、血脂、血糖等都和心脑血管疾病息息相关。在调查方面，我们比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比一些发达国家做得还好，因为我们统计量大，也有政府财政支持。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数据变成有效数据，让大家看到进而干预和行动。
我们现在已加紧控制血压、血糖。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65岁以上老年人可免费检查血脂，但从“检查”到“控制”还有相当长的路，对于危险因素的控制还比较薄弱。
此外还有环境问题。这就必须要说控烟，媒体要不停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在国际也有影响，但推广、落实还比较难。
谢谢梁主任。我国一直在强调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国务院也发文鼓励加强健康医疗海量数据的分析挖掘，规范和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的融合共享 。在这方面，中国疾控中心做出了示范，再次谢谢梁主任。
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大家一想到人工智能都会想到AlphaGo、特斯拉汽车。人工智能在基层服务社区有哪些应用？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位嘉宾，他就是北京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吴浩主任。方庄医院利用了大数据，利用了人工智能，在社区居民慢病管理方面独树一帜，他们的经验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下面就请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经验，谢谢！
首先，基层的很多病人“多病共存”，大部分高血压病人都可能有其他病，包括脑卒中、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如果只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其他危险因素没控制好，最后病人还要出问题。第二，每年出台、更新很多指南，每个指南都好几百页，各国都有自己的指南，各种疾病都有对应的指南。这么多指南、标准，如何把它应用起来？不可能每个医生都要看，因为时间有限，比如像我这样的全科医生一天要看70—80个病人，我们一个团队要管成百上千个慢病病人。如果把这些指南做成智能化慢病管理系统，既能评估患者疾病风险，又能向医生推荐适合的治疗方案，对于业务不够熟练的医护人员来说也是很好的辅助工具，来应对“基层接不住”。智能化慢病管理系统基于指南设计，会提示患者属于低、中、高还是极高危人群，按不同颜色标出，有可视化、智能化、标准化、效率高等特点。系统还会根据病人实际，出具个性化危险因素管理目标值，如果病人有高血压，而此时血脂值在正常范围内，我们可能会把血脂降的更低点来控制血压。系统还会提示患者在10年内患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如果控制好了，10年后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可能低于其他人多少倍。老百姓很愿意接受这个，这是非常好的模式，帮助我们把病人管好。
虽然说心脑血管是慢性病，但是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慢性病一旦发作起来并不慢，窗口期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到几个小时之内。近几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霍勇教授、葛均波教授和广大医生正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胸痛中心的建设，让病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这是非常关键的。有请霍教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胸痛中心在全国的发展情况。
中国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死亡率在持续攀升。有两头工作要做，一要减少发病、加强预防，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另外，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发病率、死亡率很高，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两个主因。在过去几十年，医疗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各种药物、器械，尤其是急性心梗的早期治疗、脑卒中早期溶栓水平不断提升，但医疗机构救治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这些救治不只要求具备技术，更要在正确的时间，把正确的技术，用给正确的病人。时间节点非常重要，比如心肌梗死，希望在120分钟内能够得到有效救治，但病人通常在家就得等上200分钟到240分钟。
对于急性心梗发作患者，要求病人到医院在90分钟内开通血管，但我国平均时间是140-150分钟，差距还很大。这里既有技术或者说是硬件设施上的问题，但大部分是流程问题。
过去几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胸痛中心培训、推广和认证，起到了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提高效率、改善预后的作用。中国地域辽阔，胸痛中心应加速建设，需要整个行业一起推动医疗机构、公众关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胸痛中心是一个体系建设，希望也能作为示范例子推动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在未来，我相信胸痛中心模式将为医疗体制改革起到示范作用。
梁主任，请您也说说对心脑血管疾病急救的看法？
我也接着霍教授说说，也是有感而发。我很支持胸痛中心的建设，因为现在大家从媒体上知道有很多人发生猝死。但实际上，大量猝死者前期都发生过胸痛，他们只是不懂，以为胸痛一过去就没事了，但事实上这个很严重。我觉得下一步大医院、社区医院和疾控机构应该联合起来，利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加强心血管病防治，尽快实现心血管病“拐点”的到来。通过加强公众教育，给老百姓讲清楚，控制好危险因素，然后医疗机构及时跟上，实现疾病的早点预警、早点发现、早点治疗，就能做好疾病防治。
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得非常好，在全国都是典型。可能不光是人工智能的问题，我觉得人文关怀也很重要。吴主任，我听说方庄不管男女老少都挺喜欢你，请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样让方庄人都喜欢你和方庄医院？
其实我一直跟方庄的医务人员们讲，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跟医生交朋友，一定要有这个思想，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和大家交朋友，你只有经常跟他接触，他才会成为你的朋友，有沟通才会有联系，才会有信任。信任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承认自己的能力，首先自己要知道我的承诺是什么，我能做到什么，我不能做什么。在和大家交朋友的同时，基层医务人员还会交到一批专科医生朋友，比如霍教授就是我的朋友。我搞不定的病例，我要交给我的专科医生朋友们去搞定。这样老百姓就会信任基层医生。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在方庄，不光是医生跟病人交朋友，我们是要用一个医护团队和病人、居民交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理念。这样的话，如果病人或者居民能找到医生，那么医生可以使用团队的资源去协同帮助这个人去解决他的健康问题。
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能够让人们知晓问题所在，扩大健康教育的影响力。比如说在美国，我们有一个叫做“智慧女性”的项目，这个项目涉及到了美国19个州，这19个州相对来说比较偏远，这个项目还涉及到两个部落，也就是两个原住民聚集的地方，这些地方比较缺乏好的医疗资源。我们怎么做？一方面是筛查，给当地人做疾病的筛查，然后是做健康教育普及的工作，要用他们听得懂的、喜欢听的语言跟他们说，要选择适合他们的沟通渠道和方式，这个项目在女性教育方面成效很好，我想这对中国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和美国在心血管领域的合作有很多，在健康领域的合作就更多了。比如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CSC)和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共同发起的“共创拐点行动”，致力于提高中国医生的诊疗水平，迎接中国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率拐点的到来。在中国CV index出台以前，我们也专门邀请了美国专家参与讨论。在公共教育方面，我们和世界心脏联盟（WHF）合作，在每年“世界心脏日”到来之际，在主要的建筑物上亮灯，呼吁公众重视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
另外，去年中国和美国在心肌梗死救治网络体系建设上开展了合作。尽管中国还没有看到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的“拐点”，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慢病防治，我们也希望能有很多国家和我们一起来做，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胸痛中心建设。我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把胸痛中心建设的模式在沿线国家推广开来，让大家能够共同用统一的标准来推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
归根到底，从这么多工作就能够体现出来，健康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也是全世界人共同的追求目标。
我觉得首先要对基层医院在分级诊疗体系中的作用有个定位。关于分级诊疗，要树立“协同概念”，分级诊疗中的各级医院不是上下级关系，分级诊疗实际上是“分工治疗”，分工协作。在基层医疗机构，医护人员要有分工协作的意识，守住该守的事情，做好该干的事情，这是第一。
第二，基层医院待遇偏低、人才缺乏，那么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方法快速地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升能力？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正在做人工智能，利用人工智能可以解决很多常见病和多发病。在IT方面，中国的进步是非常迅速的，而且政府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也是比较强，政策措施推行也比较快。比如说在管理病人时，当时我们也考虑到护士的水平有高低，那么我们很多的慢病患者交给护士随访，他们有没有能力去解决？你用人工智能可以很快地对患者进行评估和指导，而且这些东西还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传递给老百姓，包括通过智能手机。大家一开始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担心，病人、老人会不会用？其实你告诉他，教他怎么用，他会用得很好，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受益者，这是我们的一个体会。
第三，基层医生一定要搞明白他跟病人是朋友关系。朋友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给病人提出建议，跟他共同商量，方庄的很多病人已经看过很多专家，他要讲起来他的病，知识比你还要多，这时候我们就会和他共同决策、一起找到一种方法，这是我们基层医院比上级专科医院有优势的地方，大医院里的大教授可能没那么长时间给病人讲解，没法给患者那么长时间的关注。
比方说一个糖尿病患者，他住院的时候血糖控制得很好，一出院就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住院的时候，餐食是固定的，运动是固定的，睡觉是定时的，但是慢病病人最后还要回到社会生活中，这就是基层在防治慢病的重要性。慢病叫管理，不只是看。管理是相互的，要病人和医生互相认同、共同决策，在这方面基层有优势，因为它跟病人住得很近。
慢病管理还包括用药依从性，如果慢病病人要定期去很远的大医院拿药，那可能他就说我今天不吃了，明天再去拿。但当基层也有这个药品，病人只需花费5到15分钟就能拿到药，很方便，他就不会断顿。从我们最近调查的数据看，在方庄医院就诊的高血压病人，大部分人的用药依从性都很好。根据医管局的数据，今年我们医院的门诊量增长了20%左右，但是我们原来管的病人的就诊次数是在下降的，就是说明我们管好了。所以要推动药品改革，要理解基药不一定是最便宜的药品，但一定是性价比最好的药品。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概念。媒体也要加强宣传。
北京有这个政策优势，基层医院的药品比外地更多，所以我们要通过方庄的案例告诉政府，基层是可以进行分工的，可以把健康守门人做好。所以我觉得，一是要把分级诊疗理解为分工协作，二是发展人工智能，三是改变一些政策，让基层医疗机构能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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