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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人们把生存演绎成多种表演形式，置身于或大或小的舞台，一次又一次的改造就会发生。基于此，柏拉图认为城市应该把模仿行为作为主要的恶习铲除掉，因为所扮演的角色很容易成为本人的一切。个人如此，城市更是这样。任何一座城市，它一方面需要面对无法量计的二次改造，同时，它又以自诩开放的心态吸收，最终，模仿行为变成了城市改造的唯一标准。 就像硬币有两面一样，模仿虽然是城市改造体系中确之凿凿的行为，但是，模仿又影响了城市对改造的决断，因为谁也无力确保模仿的相似与相异。 最初为青岛定型的老城区面临着旷日持久的改造，以中山路为中心向东西延伸的区域至今还没有找到模仿的对象。一位在其中居住的老太太和我偶然相遇，她刚刚从社区居委会出来，像此前的每一次一样，区域改造的声音像海浪一样潮落潮涨，可是始终不曾有拍岸落定的消息。她和我并肩走过她最初居住的地方，这里在多年前就被商业开发了，人们或主动或被动搬离，失去了在出生地生活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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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质上，我以及在美国、日本、德国的三位同龄人，与这位古稀之年的老太太一样，不论从城市中获益还是受城市所累，我们一并失去了在出生地生活的权利，更无法寄望于下一代。这正是城市化最大的恐慌。 城市一边在驱逐自然，一边又极为渴望自然；城市既生产出了太多太多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操作这些机械……不止于此，城市已经察觉到涌入的人对它的压迫了——代表城市和定义城市的建筑和广场虽然不是吸引人的首要因素，然而，作为身处城市的最直观方式，城市里的建筑和广场承受的压力越来越重。 城市陷入了疲于应付自己的状态中，它终于摆脱了乡村，然后又彻底和乡村融为一体。至此，城市的体系变得越来越模糊，它试图把乡村改造的野心变成了一种交换，丰富多产的乡村以入股的方式完成了对城市的再次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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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乡村意外完成了对城市的部分改造，其中最大的必然是城市自身的危机。 按照马克思·韦伯之于卡里斯马支配的理解，当危机出现时，不管是心理的、生理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或是政治的，此时，自然的状态就不再适合了，取代的必然是超自然的行为。对应其中，乡村之于城市的改造就是超自然的随机行为，它不是借助外在秩序，而是从自己内部生发出的实际的能量。 但是，乡村并非力大无穷。当它以个体出现的时候，基于独立性的考量，乡村确实能够呈现力与美；不过，乡村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个独立乡村聚合的概念，原先继承时间和空间的真实越来越浅，它也变得越来越无力，更不必说抵抗城市化。 一定意义上，城市是官僚体系，它需要并且也是一种恒定长久的状态，而乡村与其正好相反，它的传统守旧、牢不可破刚好成为不稳定的诱因。因此，尽管乡村入股改造了城市，可是，至少就形式而言，乡村输得一败涂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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