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我在不同的文章里提到城市化的命题并尝试着对城乡如何握手言和给出或碎片式或故事化的阐述，可是身处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包围中，依然无法辨认出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关联——新型城镇化究竟是城市化的升级版还是城市化的中国化？ 当然能够一厢情愿地把新型城镇化看作城市化2.0或城市化3.0，就像web的版本一样，但是，理论或意向的更新终究不能直面土地。新型城镇化很像城市化这个系统的更新提醒，红色的圈状提醒时时刻刻在视线之内，可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和准备，软件的使用价值只能停留在意味深长的可能性层面。 如果一定要对新型城镇化进行确认，乡村和城市来回迁徙的路径和规模倒是一种相对有效的方法。在中国城市化的最初，受季节影响，人口迁移的路径宛若大江大海，规模相对集中，在那一时期，参与其中的人们相对容易建立有助于在城市落脚的人际网络和社会关系；而今，季节的影响力式微，乡村到城市的道路像毛细血管一样不可计数，走出乡村的人流就这样分散了，大批乡村家庭一齐进城的浩荡再也不会出现。 |
||
 有一天，我从万寿寺出来，闯入河沿儿附近的一处居住区，这里有的砖瓦已碎，有的屋梁已毁，杂草丛生之间仍然有瓦房用来储物、居住。蜂窝煤、外出摆摊的煎饼推车、露天叫胡的麻将桌以及破荒开辟的菜地……全然是寄生北京的样子。他们大都是背井离乡的人，不过，虽然乡村的土地缺席，他们还是在城市里找到了落脚缓冲的区域，无意中又一次在极其微小的空间里扮演了拓荒者。 > 怎么定义城市里的这种空间都不妥当，它们距离城中村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土地所有权一旦确立，它们又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城市新社区，自此开始另一种人员结构的城市落脚方案。所以，在不确定的时间面前，在当中生活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参与社会流动。 > 在名正言顺的中国式社会结构中，夹层始终充满了不被理解和遗憾。这与大社区中养老住区使用者的心态接近，它们找不到对话的可能。更大的麻烦在于，大社区的方向旨在建立城市的沟通，而拓荒出现的城市夹层空间使用的仍然是与城市生活平行的农业体系，即使渴望沟通，外界也习惯了不予理睬，又或者他们本来就介意有人打扰，宁愿接受流民特有的孤独。 |
||
 他们来到城市，与乡村的生活方式渐渐疏远。此前，大社区是中国乡村的专利，而今，大社区正在成为中国城市一呼百应的流行。 如果不考虑邻里之间的熟识程度与交往可能，聚集了医疗系统、教育系统、购物中心以及满足生活多种可能的城市（城镇）社区几乎是传统乡村的翻版，然而，恰恰因为无法具备人与人的亲密关系，内容再丰富的社区始终专属于城市，它考虑了太多人与世界、人与商业的对话，对于人与人之间的面对准备并不充分，除了物质更富足，其融洽程度都无法和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工厂美学相较而论，更不必说阵列有序、结构紧凑的乡村。 一种轻易就可以拿来解释家族或者说家庭功能缺失原因的流行概念就是市场竞争，这种理论的持有者把人比作动物参与丛林的弱肉强食，为了生存无暇顾及其他，过分强调了竞争而忽视了社会化经验对于人们的重要性。 为了保证符合社会进化的人口结构，流行的大社区从东北乱炖的混杂中找到了一种方式，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有意识地在社区内立项儿童乐园和养老住区，他们的概念无可挑剔——重新确认的家族对生活习惯的影响，而不只是一个又一个彼此独立的家庭。 |
||
 如此而言，大社区想要着眼于家族的重新组建，就至少需要从两代人的关系扩展到三代人的互动，以此弥补丢失的家族文化。然而，按照时间对称的原理，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改变需要同样长甚至更长的时间平衡恢复，与物理形态的背井离乡相比，收拢心理的流窜更为艰难缓慢。 时下，在传统住宅业务以外，很多房地产开发商以白银时代到来的名义提出诸如城市配套服务商、城市生活提供商的角色再定位；不过，目前的情形是，这些大社区的内容仍然依赖于建筑而非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建筑的营造对于孤独感的消解尚且起不了多大作用。它终究没有突破家庭实现互动，尤其对老年人而言，把他们集中于社区养老的模式下配置一栋或几栋包含各种公共服务、功能的公寓住宅反而加重了他们对社区的依赖。 不改变生活交往的封闭性，或者只是增加城市社区功能而没有完善人与人彼此面对、接纳的通道，就像查尔斯•库利镜中之我的分析，大社区里的每一个人面对的仍然还是自己，也就没有太多机会从他人那里获得镜像，更没有可能如米德所说的进行多种社会尝试的角色扮演，涌现的孤独不仅仅属于老年人，人人有份，无一幸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