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羊城暗哨》有一个叫“梅姨”的人物，身份神秘，隐藏极深，最后查明她是一名女特务头子。如今，“梅姨”的名号又在广东等地流传——她被认为是参与拐卖9名男童的“人贩子”。
2021年3月26日，“梅姨”牵涉其中的9名儿童拐卖案由广东高院开庭审理。庭审中，“梅姨”被多次提起。此案主犯之一的张维平称，9名拐来的男童都是通过“梅姨”联系到买家。他在法庭称，警方此前绘出的模拟画像与“梅姨”本人“不像”。
“请检察机关加强监督，请公安部门加强侦查，”在26日的庭审中，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申军良说，“一定要抓到梅姨，把其他4个没找到的孩子找回来。”
神秘的“梅姨”到底是谁？张维平供出她四年后，这个谜团至今未解。
3月26日下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该局办案部门仍在继续调查“梅姨”，目前暂时没有新的突破，“有结果的话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庭审现场4名被告人道歉，案件将上报审委会
3月26日的二审开庭，广东高院将地点选在广州市增城区法院。受疫情防范等因素的影响，庭审采取了远程视频的形式，5名原审被告人在增城区看守所接受远程审理。
两年前，广州中院对此案进行一审查明，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被告人张维平作案9宗，参与拐卖儿童9人；另外4名被告人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共同参与其中1宗案件，拐卖1名儿童——申军良的儿子申聪。
2018年12月，广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5名被告人均被认定犯拐卖儿童罪。张维平、周容平被判处死刑，杨朝平、刘正洪被判处无期徒刑，陈寿碧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申军良夫妇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
一审宣判后，5名被告人和申军良夫妇均提出上诉。
庭审结束后，澎湃新闻采访了参加庭审的被拐儿童家长李树全、钟丁酉、申军良及其代理律师刘长等人，了解了庭审大致过程。
原审被告人在庭上陈述了上诉理由。除张维平之外的4名被告人都称一审判得过重，希望法庭考虑认罪悔罪等情节从轻处罚。只有张维平表示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我本来是不上诉的。”张维平说，他是因为听信律师才上诉，“我现在撤回上诉”。因张维平一审被判死刑，当天庭审仍按其上诉的程序进行。
在法庭上，除张维平外的4名被告人均向被害人家属道歉。“我跟申军良道歉。对不起，我做错了。”被告人周容平说。另一名被告人刘正洪说，他认识到拐卖儿童既伤害被害人，也伤害了自己的家庭，“这几年，我每一天都生活在痛苦中”。
庭审中，5名被告人接受询问，回答了相关案件问题。辩护律师未提供新证据。法庭出示的证据中，包括被告人周容平家属向法院提交的20万元赔偿款票据。
出庭检察员表示，希望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中，申军良夫妇要求各被告人赔偿他们寻子15年的花费，以及误工费、精神分裂症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481万余元。
据申军良代理律师刘长介绍，庭审结束前，审判长表示，此案将提交给广东高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定案，然后择期宣判。
此案被许多媒体称为“梅姨”案，因为该案被告人称9名被拐儿童都是经过她完成交易。不过，案件的被告人名单上还没有她——“梅姨”的真实身份还是未解之谜。
申军良当年在悬赏寻人启事上印了“梅姨”画像。
张维平坚称“梅姨”存在，被害人家属呼吁“抓到她”
在3月26日的庭审中，张维平接受询问时说，他供述的“梅姨”等线索是真实的。“我不会画。”他说，警方给他看过“梅姨”的模拟画像，“和那个人不像”。
1971年出生的张维平是贵州绥阳人，一名拐卖儿童的累犯。
广州中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2003年至2005年张维平拐卖9名儿童的作案地点，分别在广州市增城区、黄埔区，以及惠州市博罗县。
据张维平交待，作案之前，他会到务工人员居住的出租房周边“踩点”，寻找适合下手的男童。锁定目标后，他会先与“梅姨”联系，由“梅姨”物色好买家，然后他再动手，趁大人不注意时抱走小孩。
张维平称，拐走小孩后，会尽快将孩子送到“梅姨”手上。据他交待，他与“梅姨”会面的地点，多次是在“增城十车队旁的斜坡那里”。有时他会和“梅姨”一起，抱着孩子坐客车去河源市紫金县，在那边与买家交易。
紫金县位于河源市东南部。十多年前，受重男轻女封建观念的影响，当地一些生育能力受限的夫妇常“收养”外地男童。事实上，张维平称，他和“梅姨”等人先后拐卖的9名男童，有7名卖到了紫金县，另外2名分别卖到临近紫金的梅州市五华县、惠州市惠东县。
据张维平交待，每一次交易，买家会支付1.2万元左右的“抚养费”，他从中拿出1000元作为“介绍费”付给“梅姨”。张维平说，那几年，有时“梅姨”会主动联系他，问他“有没有小孩”。
在此次广东高院的庭审中，张维平的辩护律师认为，至今还未归案的“梅姨”，在这一系列案件中的作用主要是交易被拐儿童，“梅姨是本案的主犯之一”。
十五年前被张维平、“梅姨”等人拐卖的9名儿童，如今已经找回5人，还有4人仍不知去向。
作为被拐儿童的父亲，李树全、钟丁酉和申军良都认为，抓到“梅姨”是完全解开案件谜团的关键。“所以我在这里请求司法机关重视这个事，”申军良在法庭上说，“请检察机关加强监督，请公安部门加强侦查，一定要抓到梅姨，把其他4个没找到的孩子找回来”。
还没找到儿子的李树全、钟丁酉认为，张维平曾经长期与“梅姨”打交道，会是辨认“梅姨”的重要人证，二审法院如果维持对张维平的死刑判决，也最好“先留着命”别立即执行。
“要是他死了，梅姨就更难找了。”李树全叹道。
“梅姨”是谁？被供出4年后警方暂无突破
张维平与“梅姨”是如何相识，并成为拐卖儿童的同伙？
2016年3月，潜逃多年的张维平在贵阳被警方抓获。2017年1月，广东省公安厅牵头，组织广州、东莞、惠州三地公安机关成立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专案组。
面对警方的审讯，张维平起初交待，他拐来的儿童通过一名妇女进行贩卖，这名妇女是广州增城“湘江西路附近麻将馆的阿姨” 。但警方通过调查，没有发现张维平所讲的“阿姨”。
后来经过多轮审讯，被抓一年后，张维平供出了“梅姨”。据他交待，2003年的“梅姨”接近50岁，身高一米五多，短头发，会讲白话。
张维平称，2003年他刑满释放后——此前因拐卖儿童罪被判刑六年，他租住在增城石滩镇。经岗贝村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头介绍，他认识了南坣村的一名40多岁的“光棍”，再通过“光棍”介绍认识了“梅姨”。“光棍”告诉他，“梅姨”是给人做媒的“红娘”。
警方在增城石滩镇等地进行了调查。但因张维平提供的“老头、光棍”身份信息不明，一时进展不大。2017年11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的办案民警告诉澎湃新闻，民警曾带张维平去找当年介绍他认识“梅姨”的两位老人，其中一人已去世，另一人处于老年痴呆状态，回忆不起当年人事。
张维平记得，他有几次与“梅姨”会面，“梅姨”是从增城“十车队路口的那个斜坡走出来”，他因此估计“梅姨”当年居住在何屋村。此外，他从“梅姨”与他人打电话时的通话分析，她的老家应该是韶关市新丰县。
传说“梅姨”男友居住的黄砂村。 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摄
后来，张维平又提供线索称，当年他与“梅姨”在河源市紫金县贩卖小孩时，曾与她一起去过她男朋友家——在一个大概叫“黄砂”的村庄。
于是，民警让张维平带路，来到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在这里，民警找到了疑似“梅姨”男友的彭某——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汉，平常主要从事务农和干“泥水活”，多年前他曾与一个叫“番冬梅”的女人交往。
据彭某回忆，大概在2005年左右，当时他妻子已去世多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番冬梅”。在他印象中，“番冬梅”当时50岁左右，身高不够一米六，身材有点胖；头发短，脸型“有点方”，脸部有微凸的颧骨。彭某还记得，“番冬梅”说一口客家话，“但不是紫金本地的客家话”。
“她说叫番冬梅，我没看过她身份证，不知道那是不是她的真名。”彭某回忆，“番冬梅”说过她是广州人，丈夫出车祸死了。
彭某和“番冬梅”交往了三四年，“一共来过我家十几次，每次都住一两个晚上就走”。彭某称，两人交往三四年后，“番冬梅”走了，再也没来过他家，也联系不上。
办案民警在公安信息网查询“番冬梅”，没有查到符合“梅姨”年龄段的姓名。
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后来，山东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也绘出了“梅姨”画像。
2020年3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副局长李光日介绍，三年来接到国内多地群众举报的“梅姨”线索，经核查后均被排除。
“目前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存在的。”李光日当时说。
“警方的表述也是严谨的。现有关于梅姨的证据，的确都是间接证据。”被害人父亲申军良的委托律师刘长告诉澎湃新闻，他查阅案卷并参与庭审后，觉得张维平、彭某等人关于“梅姨”的描述，与这一系列拐卖儿童案件的诸多情形能互相印证，“我个人相信，‘梅姨’是真实存在的”。
“梅姨”模拟画像。 广州增城警方 图
3月25日，一位参与办理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件的民警告诉申军良，查找“梅姨”的工作仍在“跟着”，但暂时没发现线索。
3月26日，9名儿童被拐案二审结束后，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指挥中心，了解“梅姨”案进展。
“我们一直在调查，办案部门暂时还没有新的突破。”增城公安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案件有进展的话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澎湃新闻高级记者 朱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