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5岁的徐万发身患多种重病，在西安城东一家医院接受治疗。10月12日中午，因为需要更改银行卡密码，且银行要求本人必须亲自办理，他被120急救人员用急救车送到工商银行西安纺建路支行门口，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被放在担架上抬进营业大厅，才最终完成了按指印这道程序。

        为了养女的一纸户口，53岁的王春生已经等了9年。16年前，他在合肥阜阳路桥捡到一名女婴，此后他独身一人将小翠(化名)养大，上了高中。由于当年不知道要办领养手续，小翠的户口一直没有着落。 2004年开始，他想给已上学的小翠办户口，但是跑了民政部门后“知难而退”。直到两年以前，户口对于即将参加中考的小翠越来越重要，他再次踏上在数个部门之间奔波的旅程。

         孩子还没出生，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辖区的准妈妈张女士已经感觉“操碎了心”。她于今年3月怀上头胎，并按医院指导从6月份开始办理“婚育情况证明”和“准生证”。4个月下来，她往社区跑了近20趟，事情在争吵中一点一点推进，但至今，证明还是没有开出来。

        “中国式办事”难的背后，固然有个别“服务者”服务理念不足，不能换位思考，从根本上看，还是制度问题，即在权力与资本面前，民众个体力量孱弱，无以制衡。正是这种不对等，滋生出了占据优势一方居高临下的倨傲作风与冷漠态度。科层制结构下，人治多于法治，办事的制度和规定是单方自说自话，普通无权无钱民众的弱势感也注定难以消除。对于

        小周办护照时因为办证人员违法扩大申请材料范围,且未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而致使小周耽误工作、多花路费；而小狄则因为执照未能及时办理而不得不高价购买饲料,严重影响生产效益。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因为违法许可及许可中严重行政不作为而造成的直接损害,涉事行政机关依法理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不应成为“严肃处理”时“被遗忘的角落”。

        不给群众找麻烦是一个常识。作为公务人员，其基本的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并保证服务的质量。公务人员手中的权力，来自公众的赋权，在这个权力面前，公众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在公众面前，权力必须保持足够谦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