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根据修水县人口计生委与县公安局的“协议”，每征收到一名超生孩子社会抚养费后，给予县公安局200元至400元不等的“上户费”。该县乡镇计生办向公安部门划拨“上户费”多达100余万元，数年达到数百万元。当地一名知情人称，公安在超生儿上户环节严格把关，年终可从各乡镇获得“抽成”。

        虽然国家文件明确提出，要杜绝按比例返还社会抚养费，不得以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作为标准拨付计生经费。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此类现象仍旧普遍存在。新华社曾报道，一些地方社会抚养费按比例返还，导致基层部门为了地方财政收入对治理“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就拿修水县来说，一年征收社会抚养费超过2000万元，约80%被返还乡镇，近一半的计生经费用来支付劳务费和计生干部薪酬福利。

        去年9月初，国家审计署通过公告坦承，近年来，未对社会抚养费组织过全面审计，也未能全面掌握这笔资金的底数。但两周后，国家审计署首次公布9省份45县2009~2012年间的社会抚养费收支情况审计调查结果：征收标准不统一，基层自由裁量权过大，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实际征收费用未入国库等问题；基层政府社会抚养费被截留、挪用、私分现象普遍存在。

        由于未能缴纳罚款，有不少孩子成了黑户。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有1300多万人没有户口，其中大部分是超生而未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口，因而未能进行户籍登记。这些黑户人口以后面临着就学、就业、出远门、结婚生子等诸多不便，无法享受社会福利。 　　今年以来，山东省和江西省南昌市的户籍管理部门决定，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落户，与征收社会抚养费实行“脱钩”。

        人口学专家、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陆杰华：
　　首先，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方式，应该更为人性化。“毕竟孩子无辜，不能因为其父母的计划外生育行为，而限制孩子求学、参加医保等公共服务的基本公民权利。”陆杰华指出，社会抚养费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应尽快找到一种合理的征收方式，而不是限制新生儿入户等‘捆绑式’的惩罚”。
　　其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应该相对统一、适度，消除目前各地“自由裁量权过大，虚报、截留、挪用，甚至‘养鱼执法’”等乱象。同时，社会抚养费的收支必须公开、透明，引入政府审计和社会监督，“这是它存在下去的重要条件”，陆杰华强调。

        去年,有24个省份公开了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缴总额,总计超过200亿元,但对开支情况依然讳莫如深。当务之急,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对这项收费的收支、使用、监管、审计等方面严密政策,改变扭曲的利益格局,并将这笔收费的“来龙去脉”置于阳光之下。

        “赞助费”过程中存在的种种诡诞迹象，并且还很可能存在利益合谋的嫌疑。它们都有“出卖”执法独立性、公平性的风险，都或多或少突破了既有的程序约束。计生部门主动教“赞助费”，“花钱买保镖”寻求“保护伞”，则涉公权寻租、公然徇私，明显违法性质恶劣。同时也凸显计生抚养费的“不差钱”被计生部门胡支滥花。

        目前多数省市的公安机关仍继续执行计生证明与户口“捆绑”制度。在多数省份要给孩子上户口，必须出具准生证或社会抚养费缴清证明。
　　不断曝光的计生捆绑黑幕，相关部门不能仍“无动于衷”。是时候该依法废止部分地方长期将户籍登记与计生证明、社会抚养费“捆绑”的做法了，对于继续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的地方，必须坚决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