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有瘾，当官没瘾
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的大哥徐文伯在西安出生了。1939年5月，我在延安出生。9月，父亲随刘少奇调往华东新四军。路上，刘少奇改用化名，扮成父亲的秘书，抱着四个月大的我，前往华东。此后的行军中，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着，一头是我，一头是他，随着部队转移的。哥哥从小就很老实，爱学习。父亲虽然病了，但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很早就让他学认字，每天读报纸给父亲听。我想，哥哥后来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和他从小勤奋好学分不开。我那时候却比较调皮，上房子上树，早上穿的衣服到下午就烂了。我的性格像我爸爸，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有一条，我们的学习都特别好，几乎都不用父母操心。上初中时，我获得三年全优，高中也是保送的。
妈妈共生有4个孩子，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在大连，我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好转。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却因为该不该给我买条裙子而吵了架。母亲说，孩子上学，总要有一两套漂亮的衣服，过个节，或开联欢会时穿。父亲却说，你一下子给她花这么多钱做衣服，你忘本。两个人吵了起来。他们的生活都非常俭朴，要求我们也一样，即便家里吃饭，菜也要分成一人一盘，要全部吃光，从不允许掉一粒米。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翌年移住北京，并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而父亲却说，“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当官没有瘾”。父亲一生曾三次让官，后来他一见到周总理还在谈：“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有愧啊!”
父亲常年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却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1958年，我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那一天，爸爸还给我改了名，叫徐红。他说，“我和你妈妈都是红军，你要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继承老红军的革命传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
然而不久，“文革”开始了。我们如此“又红又专”的家庭也难逃厄运。
那时我家住在北新桥，离我的工作的地点不远，我每天回去还可以帮忙照顾父亲。“文革”开始后，父亲的保健医生都被卡住了，药不给了，只能靠我从医院给爸爸拿药，拿针管
但没过多久，我就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关我就是为了想整死父亲。他们给我列了很多罪：参加我父亲的反党集团；跟我父亲参加了贺龙的二月兵变密谋；反江青等罪名。我被打成反革命，天天挨批斗。我难以接受，从我的名字，从我接受的教育，到我科技报国的理想，说我反党，我绝对不能容忍。
几个月过去了，父亲常问母亲，怎么还不见女儿回来？母亲不敢讲，就骗他说我参加医疗队下了乡。但没想到，父亲心里却非常明白，一天，他突然感叹地对母亲讲：“女儿是替我坐牢去了。”
“九大”之后，林彪发布一号令，1969年10月25日，父亲被弄到了河南郑州第一干休所。那时天气非常寒冷，夜间火车到达郑州站时，父亲被从车窗抬出去，着了凉，引发了高烧。他们不让医院治疗，给父亲断了药，叔叔们寄来的药也被扣下了。父亲患有气管炎，冬天需要温度高一点，可偏偏派来个特务“秘书”，爆裂了暖气管。后来，整个屋子潮气很重，墙上都长出了绿毛，引起了父亲霉菌性肺炎。
父亲当时瘦的仅剩皮包骨，高烧一直烧了整整5个月。这5个月中，他靠着坚强的毅力，一直在坚持，他想活着，想再见到毛主席；他时时刻刻在与病魔搏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9年，邓小平同志为父亲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