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的三个“第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低潮，共产党人没有在白色恐怖的大屠杀面前畏惧，而是果断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通过武装斗争寻求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的救世良方。接下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被誉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大起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随后爆发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则开创了革命斗争新的纪元，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全新道路。秋收起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历史地位，是由其三个“第一”，或者说是三个特点所决定的。
第一支具有独立番号的人民军队
由共产党员卢德铭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未能赶上南昌起义，于1927年8月12日，辗转来到革命基础较好，位于湘鄂赣边的修水进行整训，厉兵秣马。修水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是湘鄂赣革命运动最早兴起的县，1924年上半年建立了青年团支部，1926年7月建立了中共支部。著名的“修水四月起义”，影响极为深远，播下了红色革命的火种。
警卫团抓住有利时机扩充兵力，在修水县城和渣津等地设立招兵站，招募青年入伍。在修水党组织积极动员下，除了西乡共产党员余经邦、丁常胜带领100余农民参军外，县城和其他各镇赶来入伍的工农群众多达200余人。
秋收起义区别南昌起义的关键一点在于“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是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工农革命军。南昌起义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以共产党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部队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这是当时武装斗争的需要。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则完全不同，用的是共产党自己的番号，彻底告别了旧军队。
工农革命军区别于国民革命军，完全是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番号是军队符号，就像人的名字一样，军队的番号体现它的性质及隶属的关系。
9月初，警卫团、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崇通农民义勇军与安源的路矿的工人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师部驻修水县商会。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位于修水县义宁镇凤凰山路136号，是重要的历史遗迹。该旧址于1986年6月被修水县人民政府公布为修水县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被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中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缅怀革命先烈，进行爱国主义、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第一面属于人民军队自己的军旗
秋收起义部队在第一次拥有自己番号的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的军旗，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
相比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旗帜鲜明，首先打出的是共产党的旗子。
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设计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工农革命军“镰刀斧头”军旗图案。
旗的样式：旗底全部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有镰刀、斧头，分别代表工人、农民；旗面左侧靠旗杆的一条白布涵管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军队的性质：代表着劳苦大众。
这面旗帜的制作过程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修水县城内的几十名裁缝师傅主动请缨，义务承担军旗的缝制任务，布店的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一位樊姓师傅激动地说：“我们祖祖辈辈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压迫，今天才算在军旗上看见了‘工农’两字。我们即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尽快把旗子做好。”经过群众几天几夜的紧张赶制，100面崭新的军旗缝制完成，同时还缝制了1000多条红领巾、红袖章，以备起义时用。
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组织下，一支以共产党的旗帜为引领，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第一次在农村组织的武装暴动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修水地处山区，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在那里，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面积的80%以上，而90%以上的农民占有土地还不到20%；有的地方地主占有90%以上的土地、山林，而农民群众却只有不到10%的贫瘠土地和荒山。封建地主和山主把头，依仗自己的权势对广大劳动人民通过雇工、租佃、高利贷、典押、青苗、典当等手段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农民苦大仇深，倍受地主阶级压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的“八七”会议后，第一次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是在农村进行的第一次起义。
湘赣边的修水、铜鼓、平江、浏阳四县彼此相邻，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关系密切，革命运动的关系紧密相连。修水及铜鼓的农民和安源的工人是革命主力军，这一带农民革命运动的成功实践，为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奠定了基础。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战士们戴上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的臂章，在脖子部位系上红领巾，高举工农革命军火红的旗帜冲锋陷阵。随后，工农革命军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军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和有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各路大军先后遭受很大损失。危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做出了向农村撤退的决策，并率领秋收起义余部经过萍乡、莲花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在井冈山坚持革命斗争，并于次年4月中旬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余部在宁冈砻市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写下一首著名诗词《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作为秋收起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首诗词高度精准概括了上述三个“第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对这首词多次进行修改。秋收起义标志着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的开始，这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的创立，旗帜鲜明，工农子弟兵代表着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战略转变中的重大事件，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建立了井冈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国革命由此进入到了以农村为中心、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崭新阶段。通过秋收起义，共产党人明白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秋收起义也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提出，提供了实践的检验。（杨勤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