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升级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成为美国、俄罗斯同时试图拉拢的重要对象。美英等国一直催着这些中东产油国增产，以压低油价，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对制裁中的俄罗斯釜底抽薪。但沙特等国的应对并不十分积极，有限增产并没有拉低国际油价。在俄罗斯外长5月先后访问阿曼、巴林、沙特阿拉伯等海湾产油国后，原定6月的拜登首次中东行又被推迟到7月中旬，内心焦急的美国只好先放风说，“沙特在过去的80年中始终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历任美国总统也都曾与沙特领导人进行会晤”。既要给美国盟友的“面子”，又要维持与俄罗斯合作的“里子”，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国家的做法愈发耐人寻味。中东战争期间，沙特等产油国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变量，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中东产油国又成为“新的变量”，以更加不卑不亢的姿态捍卫自身利益，甚至有的已从学术层面开始谋划“后俄乌冲突时代”的粮食、军事、科技等方面的自给自足。
沙美有“嫌隙”，但谈不上“交恶”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沙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乃至“交恶”的论断不绝于耳，特别是针对“卡舒吉遇害案”，拜登对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的批评和有意疏远致使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报道王储拒绝就石油增产与拜登通话时，沙特舆论也有类似的评论。但据笔者观察，以及与沙特一些政治分析人士交流的情况看，所谓“交恶”只是一种对表面问题的过度解读。有沙特分析人士表示，沙特政府对奉行“价值观外交理念”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历来没什么好感，近来双方关系表面上的“嫌隙”在本质上也是这种现象的延伸。在沙特人看来，造成这种“嫌隙”不断发展的更深层原因，是沙特越发认识到美国的中东政策厚此薄彼，且并不具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近日，沙特海湾研究中心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萨格尔在沙特“新闻”电视台一档访谈节目中对美国政府表达了不满。他首先罗列了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届政府对伊朗核问题采取的立场，然后总结了美国的“四宗罪”：第一，“改变既定政策、违背以往承诺的是美国，使我们无法判定其未来走向，而沙特奉行的是稳定、持久的政策”，“沙特与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一道，迫切需要了解美国政府针对以往承诺，特别是在事关地区安全的重要领域所做承诺的真实立场”；第二，美国国会在对外军售的讨论上往往给以色列特殊待遇，却给沙特等国制造障碍，更试图阻挠其实现军事装备自主、自足的战略意图；第三，美国当下对海合会国家的政策仍处于“战术”而非“战略”层面，体现在美方急于要求沙特增产石油、在俄乌争端中强烈谴责俄罗斯，以及弱化同中国的联系；第四，美方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特朗普在上任伊始的访沙行程中曾作出承诺，若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遭袭，则美方势必采取反击措施，然而此后一段时间沙特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方却无动静。
尽管拜登访问沙特的行程被推延，但沙美两国近日还是委派高级别代表前往会见对方领导人，双方修复关系的意图十分明显。沙美之间既定和正在进行中的合作也在继续。以应对伊朗和构筑海湾地区一体化防空体系为例，美国与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仍保持高频率的互动和交流。
笔者于2018年-2019年在沙特考察期间还发现，美方“深耕”沙特数十年，影响力不容小觑。“在沙特等海湾国家，主流认识中美国就是世界第一大国，未来一段时间也是如此。”交流中，有沙特青年这样谈论美国，他们直言，“美国通常还是我们出国留学的首选地”。记得笔者应邀参加沙特学者举办的家庭沙龙，席间有美国“科研”人员以流利的沙特方言阐述美国政府的对沙政策，在座的数十位沙特学者似乎已习以为常，但笔者的最大感触是美方在对沙特的研究和笼络上用了不少心。
尽管“耕耘”多年，但美国与海湾地区盟友体系的逐步弱化已是大势所趋。据笔者观察，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沙特民间的对美情绪经历了由一度“亲近”和“关注”向“疏远”和“无所谓”的明显转变，也不乏有民众因不满美国对沙政策而在社交媒体上称“拜登是骗子”。对拜登政府而言，在民调持续低迷、中俄相继强化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的前提下，或许也清楚弥合与沙特的“嫌隙”、修复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关系是“费力且不讨好”的无奈之举。
“欧佩克+，把政治排除在决策之外”
面对不断飙升的油价，拜登3月初向沙特和阿联酋这两个中东主要产油国寻求帮助，但两国领导人都拒接美国总统的电话。美国媒体以此判断，美国和中东产油国渐行渐远。部分原因是拜登政府拒绝将也门胡塞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让沙特、阿联酋不满，一些海湾国家还认为美国试图重启伊朗核协议的做法有损自身利益。
更重要的是，沙特和俄罗斯多年来一直主导着“欧佩克+”联盟，共同控制能源生产以实现市场价格的稳定。3月29日，沙特能源大臣明确表示，欧佩克+将把政治排除在其决策之外，以支持稳定能源价格的“共同利益”。沙特对拜登当局的“不理睬”策略客观上为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与西方博弈增添了能源筹码，普京政府也敏锐察觉到沙美“嫌隙”对俄而言是难能可贵的机遇，需要尽快加强与沙特政府的务实联系。
回顾历史，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为打击对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沙特等中东产油国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让当时原油价格从每桶不到3美元涨到13美元。第一次石油危机，让西方国家经济进入衰退期。沙特等国动用“石油武器”的做法，在当时也一度成为左右中东战争的变量之一。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由弱小国家组成的集团能迫使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如此戏剧性地改变生活方式，而遭到的抗议却如此之少。”
“世界必须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沙特和阿联酋是关键国际伙伴。”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在闪电访问沙阿两大产油国，试图游说它们增产时这样表示。但这些中东产油国没有完全按照美英等国的想法，在俄乌危机中动用“石油武器”。科威特学者穆罕默德·拉米希日前在沙特重要学术刊物《观点》撰文称，海湾阿拉伯国家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采取了“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中立”的立场与做法：时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阿联酋首先以反对票的形式拒绝谴责俄罗斯，后又与其他海合会国家一起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了谴责；阿联酋、埃及、伊拉克等国外长还到访莫斯科，试图了解其真实意图，为乌克兰危机寻找政治解决方案；科威特对俄罗斯的“占领行为”表达了谴责，而沙特则仅仅通过萨勒曼国王援助中心向受战争影响的乌克兰难民提供了援助。但总体而言，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海合会国家仅以不具备约束力的口头谴责形式附和了西方对俄罗斯的不满，却没有让自身站在冲突任何一方的对立面。
更加值得玩味的是，随着沙特与卡塔尔关系的修复，在海合会国家一体化进程再度迎来发展机遇的背景下，海湾阿拉伯国家敢于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诉求说“不”，并且充分认识到美方对俄制裁首先牺牲的是其欧洲盟友的利益，因此不可持续，这也在无形中提高了能够左右石油价格的海合会国家的战略影响力。
有关此番沙特、阿联酋等国“硬气”彰显的深层原因，苏丹籍沙特观察家、《中东报》资深媒体人拉赫曼·优素福告诉笔者：“近来沙特开始不惧美国的施压，是出于其自身实力的考量。作为G20成员的沙特朋友众多，中国、俄罗斯以及许多国家都是其重要伙伴。实际上，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沙特就不再过分在意来自美国的压力，沙特试图建立的是战略层面的盟友关系，意味着盟友应彼此关切对方的利益。既然拜登计划要访问沙特和以色列，就应该明白沙特的担忧、关切沙特的安全，不存在没有付出的收获。”
提早布局“后俄乌冲突时代”
拉赫曼·优素福还对笔者说：“当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向沙特施压时，沙特会提醒美方，‘沙特尚有很多大国和盟友可以合作’，以此换取美方恢复理智。”在笔者看来，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沙特政府会在沙美同盟框架下继续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同包括中俄等国强化关系，以使自身掌握博弈的话语权。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沙特、阿联酋等海湾产油国正逐渐被国际舆论视为“能够影响国际格局的新变量”，并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少启示。最新一期沙特《观点》的卷首语中这样写道：“俄乌战争并不是简单、寻常的事件，它更像一场撼动世界的大地震，其在各领域带来的影响几乎波及世界所有国家，因此足以影响乃至改变国际社会的旧格局，尽管建立中的新格局至今仍不明朗。”该刊还提到，随着俄乌冲突进程的延伸，一种早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便逐步消逝的“极化”现象愈发清晰、正在逐步崭露头角，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所以能够以“最大限度的温和、智慧和中立”应对俄乌局势的发展，秉持和平、对话解决争端的原则，首先源于其与冲突各方（直接或间接）均建立了战略关系，其次由于其本身能够左右国际能源市场，第三则因为其以中立和现实主义为基础制定并奉行国家政策。
在中东媒体上，很多阿拉伯学者撰文说，“后俄乌冲突时代”的海湾国家应及时布局，着力实现粮食和军事装备的自给自足。
在笔者看来，这种寻求摆脱传统制约、实现安全自主、粮食和科技自给自足的海湾地区总体氛围，从根本上有利于有关国家“以小博大”，而这种对摆脱能源、粮食依赖，转向多元发展的清晰认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言原本就是值得关注的“新变量”。近年来，沙特等海湾国家力图强化同中国在汽车工业、人工智能等科技产业领域的合作，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
围绕与美俄中三个影响国际格局最重要国家的交往和关系，沙特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首席学者、俄中问题专家阿卜杜拉·法拉吉告诉笔者：“决定沙特与中美俄‘三角’支柱关系的，是每一‘角’所具备的实力。从建国初始，沙特就能够根据变换中的实力格局适时调整方向。当下，中俄被看成正在挑战美国的地位，而美方也在应对这一挑战，沙特则将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及时调整自身与各国的关系，以适应变化中的国际格局。”
不难看出，沙特及其影响下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将继续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但这些中东产油国并不是在任意场合都愿意无条件附和“多边主义”倡议。纵观现代沙特建国近百年的发展史，结合海合会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总体进程，一种浓郁的从“慕强”“从强”到“自立自强”的心态存在于海湾地区阿拉伯民族的性格、国格之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他们的行事风格和对外交往准则。
对中国来说，如何认知并与这一“新变量”拉近距离，在既有战略关系的框架下不断加强中国与沙特、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之间的共建共享，都是重要的课题。（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沙特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