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了，那是最早的红色电波，为我们的广播事业打下了基础。那时候的播音员，不要求普通话非常好，像第一位女播音员是位上海人，普通话虽不标准，但口齿清楚，大家都听得懂。后来才要求用纯正普通话，在当时还不能这样。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对声音的要求不能像现在。当时是战争环境，条件很简陋，广播里甚至能听到羊叫。当时的播音室也是办公室、休息室，破桌子上搁一个话筒，再一个煤油灯，黑乎乎的。所有的编辑、播音员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直到解放以后进城。

最开始有一个老一点的同事带我，说一分钟念25个字，我给你数着，短句是10个字，10个字以下的播两遍，10个字以上的播三遍；还告诉我，绝对不能出一个错，不然这条消息人家就不能用了。因为当时没条件通电话，所以这个工作一定要特别细心地准备，播的时候不仅一字不能错，而且逗号不能说成句号，另起一行不能忘了。另外每个字，像1，7，4，6，还有当时用繁体字，最多的30多笔，也得解释清楚，要读成123的1，567的7。对于繁体字，还得解释左边是什么，中间是什么，右边是什么，上边是什么头。我们是两个人，一个监听，一个在里头播。如果播错了，比如说落了一个句号就念另起一行了，监听的人就得赶快跑到播音室，写个条告诉播音员，你第几段第几行没有说句号，现在更正一下。我刚工作时精神非常紧张，有时夜里会忽然从床上惊醒，站起来说该我播了。还有时做梦，梦到设备发不出声，急得从梦中醒来。

这些东西跟谁学呢？你必须得平时钻研业务，确保播音的时候不出错。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个字都一定要认出，认不出就一定要查字典。事先让你备稿，如果有疑虑，大概、可能、没准都不行，不认识的要赶快查。特别是文字改革以后用简体字，还有普及普通话，大家都按着中央台的标准来说。像原来那个“不胜（一声）枚举”，改成“不胜（四声）枚举”，字典上的注音也都按着它改了，你播“不胜（一声）枚举”，人家就来找你了。学校教师、剧团演员都要学普通话，但是以电台的为主。你一念错，人家就说中央台就这样念的啊！现在没有过去那么严谨了，觉得播音打个结巴无所谓。我们播新闻时，有时别人打结巴，会影响到你，也跟着来一个。这时候要不受影响，就得继续平心静气地播。有时偶尔来了个小结巴，等我早上一去菜市场，碰到熟人说，葛兰你怎么打一结巴，心里很难过。有的时候真是播错一个字，早点都吃不下去。特别是推广普通话的时候，第一审下来很多字音都跟原来不一样了。你都得把这些给背下来，都得看清楚。当时办公室墙上，我们30个人，一个人名字画30天，每天谁要播错一个字插一个黑旗，要是这天没问题就插一个红旗，你说谁愿意插那个黑旗啊！所以在下面紧着看，紧着问。

现在的听众对播音员宽容 了，有个别播音员自身也不够严谨。播音是一个团队整体，要对每位团队成员的劳动成果负责。年轻播音员要不忘初心，在如今优质条件下更应砥砺自己。虽然时代在前进，但广播仍然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不管电视多么发达，广播都是难以被替代的。

像我们最初播纪录新闻，每个字都得让人听清楚，让人家都能抄下来，那必须得字正腔圆。当时播的一些重要的文件，宣读式的，这声音在人家听来，就代表着中央的声音。有一年有位领导到我家说，当年听葛兰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不是说你个人是党中央的声音，而是说你发出的声音是国家电台的声音，播出来的是重要的内容，大家听了就觉得这是党的声音。即使是做文艺工作的，也应该起到这个作用，这都有它的严肃性。需要宣读式播出的内容，逻辑性很强，内容很扎实，包括政令、法规，哼着、哈着播那哪行。当然，一些生活类的节目还是可以的。现在都讲亲切、自然、悦耳动听。即使是“说”新闻，也不能加太多口语零碎，只是你“说”得别太冲、别太横、别太愣，有亲和力，让大家听得更明白。广播的播音比电视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无可借助，只能凭声音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你的声音让听众永远忘不了，这是你的本事，也是你的职责。

在中华女子学院我一直搞教学工作，包括组织教学，负责管理。最初是成人教育，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都是我来写，我来安排。因为我知道播音需要什么。我的理念就是作为播音员要有学识，文史哲这方面不能放松。不只是“啊”“啊”的练声，那都是外在的，关键是要有内涵。我原来搞播音是宣传也是教育，而教学是面对面的培养下一代。学校一直不让我走，还成立了葛兰工作室。在这所学校从成人教育到本科，一步一步过来的。外面也有找我的，我都不去，开多高的价码也不去。这些都是身外物，吸引不了我。我睡得晚起得早，早起没超过6点的，到办公室能早来就早来。我没把养生作为什么。我现在“三不高”，除了有时候皮肤过敏。我不吃营养品，也从来不吃大鱼大肉，平时吃的很简单。有时讲课累了，回家后，锅里有馒头，甭管凉的热的，加上点酱豆腐，躺在那儿连休息带吃，喝口水，也是一顿。我的生活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