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说“中国五年室内控烟承诺基本失败”？我把新闻反复读了，没有找到这些话的来源，很可能是记者自己的评述。5年到期之时，中国政府有没有履行所签署的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应该由政府出面，作出一个权威的说明，例如，起码由8部委组成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发言，这样才有公信力，而媒体记者的单方面结论，多少缺乏权威性。 另外，我也有点为政府担心，当时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否不够慎重？我们五年没有实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今年才打算实现卫生医疗场所禁烟，就是把原来承诺的目标向后推迟，究竟什么时候能实现公共场所禁烟，还是一个不可知之数。因为卫生部的官员去年就说了，“明年兑现全国公共场所禁烟的承诺，实际上很难，甚至全国实现公共场所禁烟，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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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游离,各部门、地方政府单打独斗,还怎可说我们有着一个明确的国家控烟计划?所谓“5年承诺”,到底是谁在承诺?又是谁曾给过一个明确的承诺?到目前为止,综合前前后后的各新闻来看,所谓“5年承诺”,其实只是各新闻媒体根据《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内容和零散化的官方表态,演绎出来的一个论调。当然,我并不否认国家有控烟的决心,但是,决心大不等于计划一定明晰,承诺一定明确。如今,如何协调参加履约小组之各国家部委的权限,如何推动顶层设计,如何步调一致地推进国家控烟计划,是比“5年承诺”是否兑现更关键的问题。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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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禁烟最大的问题，在于烟民的理念和背后的利益链。中国现在每年大概有100万人死于跟吸烟有关的疾病，其中有10万人死于二手烟。造成这样危害，为何在中国禁烟还一直不力呢？背后的利益非常值得关注。在中国，管烟的和卖烟的是一体的，经济利益是在一体；另外，中国每年将近3亿税收来自于烟草，让各个地方政府把这样一笔税收砍掉的话，任何一个政府难以下手。背后的利益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采取非常具体的禁烟措施。 …[详细] |
| 正如有的网友戏谑道：“发改委表示：烟草价格太低，应该跟国际接轨；控烟要考虑本国国情，无法跟国际接轨。”控烟目标失败，这是意想之中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看给出的失败原因就知道：政企不分阻履约进程、烟业变相广告无法可禁、美丽烟盒误导吸烟“健康”、烟草税价尚未实现联动。控烟失败，一言以蔽之：是由国情决定的。比起公众的健康来，还有很多利益纠结在一起，所以政企不分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了。烟草部门既要管理、规范烟草行业，又要利用烟草赚钱，这种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的规则，必然让烟草利益难以割断。利益相关部门可以迟迟不推出烟草税，即使有人提出了，他们可以作为受益方反对。总之，一切的规则都在部门利益的博弈之中，控烟就不可能会是他们的目标。成为烟草部门目标的应该是，如何获取更高的烟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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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从各地执行公共场所禁烟情况来看，呈现出几个职能部门单打独斗、多头监督执法的乱象，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学校；文化综合执法部门负责文化、体育、娱乐场所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餐饮业；公安部门负责网吧、旅馆等；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医疗卫生机构以及条例规定的其他公共场所。各个部门互相观望、推诿，造成一些公共场所成为禁烟的真空地带。同时，各个部门都公布了林林总总的监督电话，给市民投诉举报带来了不便；而且，监督执法部门如何执法，如何处罚，也是人们公认的一个难点，势必会造成像河北枣强那样，“罚了张三，却放了李四和王五”的执法不公现象。由此可见，给公共场所禁烟统一立法，扭转各自为政的被动局面，显得尤为迫切。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制订并实施《制止被动吸烟危害法》，所禁场所要具体，执法主体要明确，处罚措施要强硬，处罚标准要量化；更重要的是，体现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详细] |
| 公共场所全面“禁烟”，香港有独到的做法。从2007年起，香港虽颁布了公共场所“禁烟令”，但考虑到禁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特意开辟了一个过渡性领域。如娱乐场所暂缓禁烟。到2009年，酒吧、会所、夜总会等6种娱乐场所实施室内禁烟，使香港成了取代新加坡成为亚洲法定禁烟范围最广的地区。不仅如此，香港还特别开通了一个戒烟热线，让专业人士展开远程开导，劝说禁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禁烟执法增加授权3个政府部门，并赋予了他们相应的执法权力。并且在执法时，无论是香港人、内地人或外地游客，凡违例吸烟者，不仅要定时缴付1500元的罚款，还要上法庭听法官训斥。他山之石，或以攻玉。窃以为，内地公共场所禁烟，不妨学学香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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