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是个玄奥的字眼。古往今来，五洲四海，上智下愚无不将其树作终极目标并且为之不懈追问：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仅作字面解释，幸福的定义并不复杂。简而言之，幸福就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于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且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而其复杂性、思辨性则在于，这种形而上的释义涵括着人类认知与实践的千古之谜，即，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如何归处？ …[详细] |
|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增进民生福祉，刻不容缓！把好看的GDP与老百姓真实的幸福感统一起来，在提升百姓幸福指数中追求有明确价值导向的GDP，成为今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强力推动干部发展观、政绩观的根本转变，更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以时限倒逼进度，以目标倒逼责任，以民意倒逼改革，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这才是国家之幸、民生之福。 …[详细] |
| 经济的发展虽然不能绝对地与民众幸福感划上等号，但在总体方向上毫无疑问应该是一致的。一者，人毕竟是经济动物，没有一定的物质生存条件作为前提，精神层面的发展无从谈起，当然也就说不上幸福。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最终都是为了让民众生活得更美好，旨在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带来幸福感，甚至越发展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强烈，那么我们必须反思，这样的发展究竟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根本上说，这是源于利益分配机制的失衡。 …[详细] |
| 汪洋书记“熊牛论”其实道出的是执政理念的缺失问题。发展经济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民生,如果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群众不幸福之中,是建立在痛苦感上,甚至是建立在对民生的挤压和侵占之上,那么这就背离了发展的本义,也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其结果可能是,经济越增长,社会越不和谐。不解决“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那么“国富民穷”的发展模式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汪洋书记的话,不啻一面照射现实的镜子,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足以引起各级领导和决策者的深思。政府若将自己的政绩,若将发展的基础,建立在群众的痛苦感和民生的艰难之上,这样的政府是不称职的政府,这样的官员也是不合格的官员。 …[详细] |
| 经济增长通常指一国在特定时期内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增加程度，而国民幸福感则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感受。经济增长具有客观性和单一性，而国民幸福感却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主观性是因为幸福感与个体的自我体验息息相关，而多样性则源于幸福感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支撑。显然，理解国民幸福比理解经济增长要困难得多，而增进国民幸福比实现经济增长也要复杂得多。然而，国民幸福感首先构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上，从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角度去审视经济增长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详细] |
| 站在改革开放大历史叙事的高度上说,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节点,即改革开放最初的帕累托效应已经过去,现在的社会已经到了一部分人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幸福”而另一部分人在承受经济发展带来“不幸”的时候。如果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之路走下去,就必须证明,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够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统一起来,我们能够让经济发展,但同时环境不污染、资源高效利用、农民工不会太累、大学生容易找到工作、房价不会太高、群体事件减少、社会整体幸福指数高。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改革才能继续下去,才能澄清一部分人对经济发展的误解。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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