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汝州市委书记李全胜的说法，当地个别干部思路不宽、解决矛盾的“法门”不多、谋划运作“点子”不足，这势必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领导干部只有“从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迎来送往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学习、研究问题上，才能把当地的发展放在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大格局大背景下去审视、去谋划。听起来多么冠冕堂皇。但李全胜似乎忘记了两点，其一，凭什么官员培训要由公家买单？其二，为什么官员头脑只想“补”不想“换”？诚如李全胜所说，当地个别干部不太符合发展的需要，这一问题的形成，与提拔考核体系不无关系，为何不提拔重用一批德才兼备的人，以新鲜血液来提升整体水平，并促进官员自学奋进之风？ …[详细] |
| 老百姓“被出学费”给有些同志去念名牌大学，当然就会指望从这些人的学习中得到“间接好处”。你说充了电，结果充的是不给力的“低压电”，或者压根就没充进去，自己倒是镀了一层金回来，那就是在忽悠老百姓。其实，每周办一次讲座，请当地或省内的专家、学者讲课，花费会少很多，又能紧扣当地实际，岂不更好？至于名校的那些知识，还是业余自学吧。再说，一个县级市的科长们就要到清华等名校“充电”，那级别再高的干部岂不只能去“火星大学”读“火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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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与基层政府对干部培训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那边乐此不疲，这边颇多微词。那一份根深蒂固的信任感缺失之外，更多的恐怕还在于公众对粗放式干部培训效果的焦虑。在地方经济尚不富裕，还有许多穷人在贫困线挣扎的情形下，公众有权追问：政府花巨资为干部进行培训，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核算？说实在话，若要问效益，时下许多地方的干部培训效果都不敢恭维。当然，制度供给不仅表现在法律法规等宏观层面，更体现在精细化的微观领域，如培训架构的确立、手段的多样、方法的灵活、层级的丰富、资源的利用等等。还有一点，投入讲求产出，干部培训后就要按成绩选拔任用，使之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如此才不至于使干部培训成本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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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的党政干部培训走上了制度化道路，但是，其花费的巨大成本依然充满了争议，正如此前众多引起争议的案例一样──2009年底，四川的贫困县名山县耗资百万选派百名干部到清华充电曾引起热议，反对者称，花这些钱去培训不如去资助贫困孩子。两者结合，我们该如何看待河南汝州斥资数百万让全体干部进清华培训呢？ 除了用纳税人的钱财去培训干部外，有没有另外的可以采取的措施呢？笔者以为，在充满了激烈的竞争的当下，公务员群体没有理由置身于事外，相反，也应接受竞争的挑战，如果落伍了就应接受被淘汰的命运，就应放弃公务员岗位，否则，就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也只有竞争，才能让有志于在政府部门服务的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有机会得到提升，有助于建设高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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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公务员局于2008年就发布《公务员培训规定（试行）》，明确规定，机关要根据公务员工作和职业发展需要安排公务员参加相应的培训。但是，有些官员培训不是根据“工作和职业发展需要”来安排，而是被变相搞成了“福利摊派”；有些“官员国外培训”，却成了公费旅游。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公务员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公众提供服务，花的也是纳税人的钱，是否学有所得、能否学以致用，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因而从制度上说，应该尽可能把专门业务和在职培训的对象、内容、考核方式、详细支出、培训效果等公开。只有通过这样的制度和公开，才能回应“不如把钱用于捐助贫困孩子”的质疑，才能让公众看到培训的钱“花得值”。 …[详细] |
| 培训效果的好与坏，还应该建立以相应的考核体系，这样才能取信于民。质疑的目的是为了进步。我们质疑种种劳民伤财现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看到一种有效的投入和产出，并且，这个过程是透明的、公开的。现在看来，河南省汝州市每年花300万元帮干部进行培训的事例恰恰就是这样的财政投入，只要汝州市能够告诉公众这300万元花到了谁的身上、这些干部在清华大学学到了什么，我想，这应该就是公众希望的预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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