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在官本位的当下，没有一定的级别就没有一定的权力，没有权力，做协调工作，是很难的。别小看挂职副秘书长，在实际协调工作中，他就是个“领导”，就能够让部门“听话”，如果他没有这个副秘书长职位，只是单纯的一个“市XX办”主任，其他部门还不一定就能够听他的。应该说，当地并没有说假话，是为了协调工作而挂职，当然对其个人也是极有益处的，毕竟级别上去了，级别上去了，待遇自然也跟上。这就是官本位的真实写照。 …[详细] |
| 政府部门所辖的一些机构领导，也挂着政府办的官职。这种现象，不是龙岩市政府的发明专利，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中国官员不少人喜欢戴高帽子。有不少下属单位的一把手挂靠在上级主管部门，据说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局里当局长，挂职为政府副秘书长，就是政府办的人，下级自然敬畏。由于中国特色决定了人们习惯于称呼官衔，仿佛姓名后面带了职务，就是影子高了三尺! …[详细] |
 如此众多的“副秘书长”，其实是一种对付“标配”的怪胎。在个别行政不够级别的地方，不是随便当上个领导就能有秘书的，尤其官场，哪个层次有哪个层次的配置。而有些时候有些场合需要自抬身价，这时，“副秘书长”“副主任”等就相当于秘书，有位置，有名目，不张扬，不超标。目的达到了，让人还挑不出刺儿来。但是在当前的制度下，很多用不着秘书，却按标准配了秘书，缺不了秘书的，却按标准用不得秘书。当然，官位多、副职多并非一种原因造成，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制度上来寻求答案，除了干部人事制度上的原因，就是现行行政体制下，权力过于集中。 …[详细] |
| 一旦权力集中，那么人事任免、财政收支就成了某些既得利益者手中的面团团了，教师不上班可以照拿工资，政策不允许可以换个名目……总之，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在某些地方，“红头文件”比法律还要好使：权力能够将制度变通，而不是制度可以将权力框定；只要权力不存在有效约束，不论制度规定是多么具体和严密，它都有被操控继而变通的可能，这也是我们常常提起的“权大于法、利大于理”。 …[详细] |
| 类似上述副秘书长、副市长成群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湖南有个县有10个副县长和4个县长助理。安徽也有一贫困县设10个副县长。不久前，新华网又报道说，广东清远盐业公司拟提拔5人为中层干部。这个只有45名职工的公司干部将达28人，这意味着28位领导仅指挥着17名职工，即领导和被领导的比例约为1.6：1。官多兵少，如此比例，堪称一绝。 大力反腐倡廉，裁革冗官，给地方政府“瘦身”，此其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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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曝光，似乎并不能刹住副职超编之风。有媒体工作者评论认为，副职超编问题早就为公众所诟病，曝光了无数次，整治了无数次，但因为体制症结没有解决，副职不设白不设，问题愈演愈烈。“如果既无力对官员进行问责，也无法以约束财政预算的方式进行干预，那公众只能是无奈的旁观者。”对此，毛寿龙教授开出“三剂药方”：组织上，严格设置副职的职数标准，制定硬性指标；财政上，明确财政拨款额度，“增人不增钱”；程序上，任命副职应经过人大环节，“增加透明度，有人讨论，再滥设副职就会有顾忌”。“哪个地方副职再超编，当地就应该有人为此负责。只有动真格的，才能刹住这种滥设副职的风气。”林喆教授说。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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