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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山西省纪委和组织部联合公布了260名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的手机及邮箱,但据记者抽样拨号统计,公开的手机号接通率不足四成,接线官员称骚扰电话多。对此,山西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有接不了电话的理由,但作为被公布的热线电话务必保持畅通是一个基本要求,“接不通”现象应该杜绝、还信于民,组织部门将针对暴露的问题发出提醒事项并细化规定。公布电话,增加与百姓互动是件好事,电话过多带来的困扰也是可以想象。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新举措?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详细]
      政府主动倾听民意、虚心接受监督的进步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已是公认的为官准则。民意之所以成为政府决策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政府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如今,政府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民意,民众法治意识也日益强化,这就要求公共政策的决策及官员干部的任命过程必须进一步走向民主化。公布官员的联系方式,拓宽民意表达渠道,不仅有利于民众直接反映问题,缩小民众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也有利于促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使领导干部更有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同时,此举也是阳光政务的具体体现。 …[详细]
  权力要在公正、法治的框架内运行,政府决策要真正彰显民意光辉,不仅在于建立畅通的倾听渠道,而且也在于对民意表达有一种起码的敬重。倾听民意更重要的是真正虚怀若谷地敬重民意。对于民众的“骚扰”,官员应该视为工作的一部分。就算吸纳不了的意见,也得给民众做一个说明,不能让“倾听民意”沦为一场政治秀。我们强调以民为本,执政为民。但若不知道如何倾听民意,以民为本就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如今山西省“晒”出官员的联系方式,何尝不是尊重民意,以民为本的具体实践。只要敢公开,不管多少都已是敢为人先,何必计较那剩下的60%。 …[详细]
      容忍“骚扰”实为官员必修课
  手机能真正接通的不到四成,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恐怕有些官员嫌麻烦、怕骚扰。综合起来,“骚扰”大概有三种,一是媒体记者的“骚扰”电话;二是一些不符合自己管辖范围内事务的“骚扰”电话,或者是发一些牢骚怪话的电话;三是不排除一些试探性的电话,甚至是一些恶意骚扰电话。客观地讲,这些电话也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牵扯了他们的精力。但是,容忍和应对一些所谓的“骚扰电话”,其实是官员的必修课。 …[详细]
  官员掌握公共权力,就应当为民众服务,就应当接受民众的监督,就应当听取民众的呼声甚至是牢骚,接受和应对一些所谓“骚扰电话”也应当属于其履行职责的一部分。譬如说,接受记者的“骚扰电话”是官员天经地义的,因为官员负有向记者和公众进行信息公开和接受记者监督的义务。记者打电话“骚扰”官员,看看他到底有无按规定开通电话,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体现,官员必须接受这种监督。又譬如说,一些群众向官员反映他职责以外的事情或者发发牢骚,那么,官员也理应耐心地向群众作好解释,指点告状渠道。真正的可称得上是“骚扰电话”,只能是那些无事找事,反映虚假情况甚至辱骂的恶意电话。 …[详细]
      保换届风清气正未必非要公开电话
  普通百姓可能会把领导电话当成信访办公室,不管是官员腐败、违纪还是个人诉求都去拨打领导电话。虽然接线官员不堪“骚扰”,百姓来电中不少是与换届纪律关联不大的小事,但是小事往往涉及民生问题,包括拆迁、讨薪、天灾人祸、民事纠纷、执法部门侵权、社保医保等。当百姓的利益遭到损害时,他们需要有人倾听与回应。百姓把领导电话当成“万金油”,说明公共服务存在缺陷,职能部门工作作风不够好、工作效率不够高,百姓诉求表达机制不够畅通。当有关部门工作到位,百姓诉求渠道畅通,百姓不用拨打领导电话就可以实现利益诉求以后,领导电话自会降温。 …[详细]
  如果监督是有决心、有诚意的,技术手段绝不是问题,信息时代,可供选择的有效手段甚多。比如开通网络监督平台,大家有什么意见,质疑哪些疑点,都可以到网上说话;可以公开批评和质疑,不便公开发表意见或举报的,也可以“私密”方式提出。对网民提出的问题和所质疑的疑点以及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举报,官方可以在网上做公开回应,这种办法既可以避免“骚扰电话”对领导工作的影响,亦可防止领导个人监督不可靠的问题,比之公布书记、部长手机号的办法,要科学和有效得多。 …[详细]
投票与调查
扩展阅读
· “热线这块好钢要用到刀刃上”
· 公布手机和邮箱保换届风清气正
“公开官员手机”有悖于法治精神
关注各地换届工作的重点难点
话中音
  如果没有‘对下级负责’的约束机制,履行职责就会缺少一些紧迫感;如果没有类似操作手册的‘每一项任务有具体机构承担、每一项工作有具体人负责’,考核问责再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淋不湿几个人。
——《人民日报》·董宏君
  这些电话也是对某一职能部门、某一干部工作的最好评价,这个评价理应成为换届选举的参考。
——《齐鲁晚报》·王攀
  尽管,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然而决策时的创新,如果没有经过论证、没有经过检验,反而是不成熟的。
——《北京晨报》·王庆峰
  以公开干部手机号监督换届选举,确实有“畅通诉求”的用意。不过,一方面,公众确实没有自觉到一定高度,另一方面,公布热线实际跳过了应有的程序,将监督、诉求的体系问题转化为“打电话”的道德考验。此种做法,非但不能带来成倍的效率,反而会戕害已有的体系。若真想拿“手机号”来监督,也要建在成熟的体制、公众权利的保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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