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2.1928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建议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远东局

　　1927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米纳兹到达武汉。罗米纳兹到中国后，帮助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不久，罗米纳兹又向共产国际力主放弃国民党的旗号，开始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应该说，罗米纳兹到华之初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但是罗米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论”对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共发生“左”倾盲动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28年6至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不派代表到中国，而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结束后，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工作。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认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摇摆性”，“同时犯了许多右的、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由此建议“绝对有必要尽快派来一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威信的代表，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工作。”并建议“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便指导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远东局，成员有埃斯勒、雷利斯基、哈迪、别斯帕洛夫。埃斯勒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远东局负责人。

　　从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改组派、游击战争、赤色工会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在1930年7月29日听取了周恩来和雷利斯基、别斯帕洛夫关于双方分歧的报告后，一方面作出决定肯定了远东局基本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根据东方书记处的建议改组了远东局，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成员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米林（即盖利斯）。米林不仅仅是远东局的成员，而且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的负责人。

　　在远东局增加负责军事的成员，主要是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已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重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派盖利斯作为远东局成员，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中共的军事指导。盖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达上海，同时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军事顾问组成员马雷舍夫、费尔德曼。盖利斯到后，即参与了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中国工农红军的编制和组织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远东局书记。米夫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校长时的得意学生王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3.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远东局在中国的工作陷入了瘫痪状态，仅剩的两名成员赖安和贝克先后撤回了莫斯科，远东局在无形中结束

　　1931年4月下旬，由于白色恐怖，米夫和盖利斯一起离华。12月，博古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请求共产国际再派一个代表来。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才决定派东方书记处副主任埃韦特为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但没有给远东局委派军事人员。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又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派军事专家帮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到远东局工作。但李德只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成员，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另有其人，是远在美国的弗雷德，一时还没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远东局任职后，和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时有摩擦发生。两人都向共产国际写信或发电报，报告他们之间的争吵。埃韦特认为，弗雷德总是越权，在政治方面指手画脚，在他身边碍手碍脚，决定将弗雷德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派军事代表参加远东局。弗雷德则指责埃韦特“对地下工作的起码要求漫不经心”，对待不同意见者“采用各种手段”，“很像小政客伎俩”。弗雷德提出到川陕根据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韦特同意。埃韦特和弗雷德之间的矛盾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头疼，多次回电要他们在中国党面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见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要弗雷德再次赴华，到川陕根据地任军事顾问，并再派一军事顾问到上海，但未见共产国际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韦特因在对待《中国论坛》杂志编辑艾萨克斯问题上受到远东局内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8月初将埃韦特召回。

　　埃韦特走后，远东局成员只剩下赖安和赤色工会驻华代表贝克。这时，赖安实际上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则等参加了远东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由于赖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触颇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后撤回了莫斯科，远东局在无形中结束。贝克在1935年2月被共产国际召回。

　　共产国际于1926年和1929年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这说明，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共产国际只有对中共实行间接指导，即用路线、方针指导，让中共自主地从实际出发工作，才能使中国革命事业顺利发展。自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王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