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文化是多元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正是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文明总量的过程；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也正是人类文明不断减少其外在的文化差异的过程。因此，如何在增加人类“文明”总量的同时尽量保持“文化”的多样化，便成为当今人类的重要课题。

无论是在中文还是在西语中，“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都属于使用频率极高而又极为模糊的概念。有时候它们可以混用，有时又有严格的区别。但若问混用的理由在何处？区别的根据在哪里？不仅百姓日用而不知，就连学者也未必说得清楚。在当今世界上，尽管以“文明”、“文化”为题目的论文、著作、学术刊物和研究机构不计其数，但对于这两个概念及其内在关系，却始终未能达成一种广泛的共识。在前些年“文化热”的讨论中有人统计，仅“文化”一词就有140多种不同的界定方式，最近又有学者指出，“英语中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据说是英语词汇中意义最丰富的二、三个词之一” 。这种现象必然会带来三重疑问：第一，造成这种歧义的原因何在呢？第二，这种歧义能否取消呢？第三，如果歧义不能取消，是否还有必要界定下去呢？

我们知道，语言中的词作为一种“能指”，其“所指”对象越抽象、越丰富，就越难以解释清楚。而无论“文明”还是“文化”，都不像“桌子”或“电脑”那样，指称某种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恰恰相反，它们力求包含人类创造这些具体事物的总体成就和不同样态，因而其本身就与言说者看待整个“人化自然”的文明立场和文化态度有关。于是，这里面所潜藏着的“解释学的循环”势必会导致歧义的出现。而且从逻辑上讲，这种歧义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但是，尽管分歧是难以避免的，讨论和界定这些概念却不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在哲学领域中，每一种对世界本质问题的独特解释都有可能引发出一种独特的哲学观念、甚至哲学体系一样；在文化领域中，每一种对文明或文化概念的独特理解都有可能引发出一种独特的文明观念或文化理论。不同的是，哲学中的元范畴是用经验中的“能指”来指称超验中的“所指”，因而带有形而上学之嫌；文化中的元范畴则是用经验中的“能指”来指称经验中的“所指”，因而可以避免独断论之弊。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对文明或文化问题进行认真、系统地研究，都不能不从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和反思入手。当然了，本文中的界定和反思也只代表笔者的一孔之见，它既不同于施宾格勒，也不同于汤因比，并且也不急于寻求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一

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度来协调群体关系，借助宗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基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在我看来，人作为一种“类存在”，至少具有使用和制造工具（包括一切科技手段）、依赖和凭借社会关系（包括一切社会制度）、渴望和追求情感慰藉（包括一切精神享受）这三个基本特征。唯其如此，人类才可能有对真的探索、对善的追求、对美的创作。反过来说，只有在对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创造之中，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在这一点上，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种族的人类群体概莫能外。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类文明有着统一的价值标准。

换言之，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就必须进行真的探索、善的追求、美的创造。人类要进行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和创造，就必然会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重重矛盾，而所谓文明，就是人类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进度。当我们说“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程度高于封建时代的文明程度”这句话时，既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能力高于封建时代，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组织形式较之封建时代更能焕发人类群体改造世界的总体能力，还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精神产品及其享受形式比封建时代更加丰富多彩。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文明的尺度，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综合尺度。

所谓“文化”，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在协调群体关系、在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由于人类文明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中分别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风格和样式。我们知道，考古学家对“文化”一词的经典使用方式，就是从不同地域的出土文物在建筑、工具、器皿的风格和样式上入手的。由于旧石器时代不同地域出土的器物中尚无风格和样式上的差别，因而“文化”一词只有在新石器时代以后才被使用，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例如龙山文化的发现即是由一片黑陶引起的，由于这种黑陶器皿与仰韶文化的彩陶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样式，从而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不仅龙山的黑陶不同于仰韶的彩陶，而且良渚的玉器不同于大汶口的石器、红山的陶俑不同于马家窑的人像……，正是这种风格和样式的千差万别，才使得同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华夏文明表现出五彩缤纷的文化形态。华夏文明如此，整个人类文明更是如此。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民族样式，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将会显得多么的单调乏味。

若就这些不同风格、样式、特征的文化产品对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对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及历史水准而言，这些文化产品所包含的文明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但就这些风格、样式、特征与其所属的民族、地域、时代之间的关系而论，文化本身并无贵贱之别。譬如穿衣，我们穿的衣料能否取暖、是否舒适、可否满足人类自身的基本需要，这其间有着一个文明的问题；至于是穿西服还是穿和服、是穿旗袍还是穿超短裙，这其间又有着一个文化的问题。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衣衫褴褛是不文明的表现；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却不能说穿中山装是没有文化的标志。譬如吃饭，我们吃的食物能否果腹、有无营养、是否卫生，这其间有着一个文明的问题；至于是吃西餐还是吃中餐，是吃法国大菜还是吃日本料理，这其间又有着一个文化的问题。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茹毛饮血是不文明的表现；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却不能说吃美国快餐是没有文化的标志。譬如工具，我们用的器皿会不会渗水、是不是坚固，这其间有一个文明的问题；至于是用石器还是用玉器，是用彩陶还是用黑陶，这其间又有一个文化问题。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之间排列出一个文明的序列；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却不能说色调单一而又质地细密的黑陶没有文化品味……。

如此说来，文明与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一般来说，文明的内在价值总要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而文化的外在形式之中又总会包含着文明的内在价值。如果说穿衣有着一种文明的内在价值，那么穿西服还是穿和服则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我们很难设想有一种不带民族、时代、地域特征的、没有任何风格和样式的抽象的服装；如果说吃饭有一种文明的内在价值，那么吃中餐还是吃西餐则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我们很难设想有一种不带民族、时代、地域特征的、没有任何风格和样式的抽象的饭菜；如果说使用器皿有一种文明的内在价值，那么用中式的陶瓷酒盅还是用西式的高脚玻璃杯则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我们很难设想一种不带民族、时代、地域特征的抽象的容器……。

二

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文化是多元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如果我们只承认文明的一元论而不承认文化的多元论，便有可能得出“欧洲中心主义”之类的邪说；如果我们只承认文化的多元论而不承认文明的一元论，便有可能得出“文明相对主义”之类的谬论。前者企图将一种文化的模式强加给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并肆意贬低和蔑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创造；后者则企图用文化模式的多样性来抵消文明内容的进步性，并以民族特色为借口而拒绝外来文明的影响和渗透。

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却有强弱之别。所谓“强势文化”就是指能力较强、效率较高，从而包含文明价值较多的文化系统。相反，所谓“弱势文化”则是指能力较弱、效率较低，从而包含文明价值较少的文化系统。譬如语言文字，这种因民族、地域的不同所形成的不同的符号系统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其作为人类的日常交际工具和信息传递手段却有着是否丰富、是否准确、是否容易掌握、是否便于处理等等差别。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固然不能说云南纳西族人保存至今的东巴文字没有价值，但这种古老的象形文字系统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却难以发挥更大的影响。一种语言文字如此，而那种以语言文字为子系统的大的文化母系统更是如此。怀特把文化看成是一个能获取能量的系统，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文化随着每年每人利用能量的增加而演化，从而满足着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各种需要。尽管从环境保护主义的立场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是值得商榷的，但人类迄今为止的文明发展和文化创造却很难提出反面的例证。

文化的差异原本产生于时代、地域和民族的不同，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的改善、信息的加强，不同民族、地域之间以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政治对话、军事征服等各种方式渐渐打破了固有的文化疆界。然而，在世界一体化（也就是时、空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彼此影响和相互渗透并不总是自愿的，更不是等值的。在这一过程中，“强势文化”常常居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这种影响和渗透自然有其好的一面，它使得居于劣势地位的“弱势文化”不得不改变其固有的状态，以提高其文明含量。因此可以说，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也正是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文明总量的过程。但是，这种影响和渗透也有其坏的一面，它使得不同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别越来越小，文化面貌日渐趋同。因此可以说，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也正是人类文明不断减少其外在的文化差异的过程。

仍以语言为例，16世纪，英语还只是居住在英格兰岛上的几百万人的母语，而时至今日，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已达到3 5亿之多，全球有3/4的邮件是用英语书写的，而国际互联网上的英语信息更是高达90%以上。不难想象，在英语成为世界语言的过程中，人类的交往获得了很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有多少个比云南纳西族更为不幸的民族文化连同它们的语言文字一同消亡了。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穿着西服，系着领带，开着丰田牌轿车，来到星级化管理的写字楼里，坐在由IBM公司产生的电脑面前，使用着由比尔 盖茨开发的WENDOWS系统呢？或许，这一数量与全球的文明总量成正比，但却与全球的文化总量成反比。尽管美国人为印第安人设置了保留地，尽管中国人为纳西古乐建立了民乐团，尽管各大旅游区都有所谓民族村之类的保留项目，但要把各个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真正保留下来，使其不在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被淹没，又谈何容易呢？迄今为止的历史似乎表明，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是以文化方式的趋同为代价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在开垦荒地、建造工厂的过程中灭绝着自然界的稀有物种；而且在殖民统治、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灭绝着人类社会的稀有文化。也许有一天，全球化的历史运动大功告成了，那么文化的概念会不会螺旋式地回到旧石器时代，再一次与文明的概念相重叠呢？

好在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影响和渗透并不总是单向的。尽管文化有强弱之分，但不仅弱势文化要从强势文化那里学习很多东西，强势文化也要从弱势文化那里汲取必要的营养。美国学者罗伯特 路威曾随手抓了一张欧洲人的菜单进行研究，分析的结果使人大吃一惊，菜肴中的四分之三原料都是从外地引进的：在哥伦布出世以前，欧洲的厨师们根本就没有见过番茄、土豆、四季豆、玉米和菠萝蜜，这些都是从美洲新大陆引进的。至于饮料：1500年前，欧洲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可可，什么叫做咖啡，什么叫做茶。前者是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带来的，中者最初只生长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至于后者嘛，熟悉鸦片战争的人都知道它是怎样从中国被运到欧洲去的。如此说来，如果没有对外的贸易或掠夺，没有文化的交流和渗透，欧洲人的餐桌上便只剩下三样东西：面包、白米布丁和牛奶。反过来，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人自己的餐桌，也会发现比200年前丰富了许多，那上面不仅有烧饼、油条，也有面包、果酱，不仅有中国的老白干，也有德国的啤酒和法国的香槟。毫无疑问，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交流无论对东方人还是对西方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它纵然不能增加已有文化圈之间的差异并突出其特色，但却使我们原有的文化形态更加丰富，从而享受的文明质量也随之提高。

在这一方面，或许日本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当今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个东方国家比日本的西化程度更高了；然而与此同时，恐怕也没有哪个东方民族比日本更善于保存传统文化了。一方面，日本人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在十分顽固地维护着自己的民族传统。于是，在这个太平洋的岛国上，随处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奇妙的文化景观：西式的摩天大厦与和式的木制建筑同时并存；西服、革履与和服、木屐并行不悖；既可以发现握手的场面，也可以看到鞠躬的情景；既有地球上速度最快的电气火车，又有世界上节奏最慢的茶道仪式；既可以观赏到标准的芭蕾舞、西洋歌剧，又可以欣赏到传统的能乐、狂言；不仅旅馆、饭店，就连厕所也能够分出“西式”与“和式”两种。真可谓是泾渭分明、并行不悖。说到底，文化只是文明的外在形式。因此，凡是具有文明价值的文化产品，无论东方西方，都可以兼收并蓄，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