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卫生厅厅长王咏红说，由于传统“按项目付费”方式具有天然的诱导服务弊端，在当前医疗服务价格不能充分体现医务人员技术价值的情况下，这种支付制度是推高医疗费用、浪费卫生资源、扭曲医疗行为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对此，今年卫生部门将重点推进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新的支付方式将以“按病种付费”和“按床日付费”等相结合，同时还将在乡村卫生机构推行“门诊总额预付”制度。 …[详细] |
| 河南省积极探索支付制度改革和委托经办业务，推动医保由扩大范围转向提升质量。在支付制度改革方面，结合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加强总额控制，普遍推行总额预付，提高了医疗机构自我管理意识，控制了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同时，积极开展新农合按病种付费方式改革，选择62个病种，在全省30家医院开展试点，凡第一诊断符合试点病种的一律纳入按病种付费管理，实行“费用包干、超支不补，结余归己”，促进了医院优化路径管理、规范医疗行为、加强绩效考核、降低医疗费用。试点以来次均住院费用县级医院下降10%，市级以上医院下降54%，药占比下降到16%，节省医药费用3600多万元。下一步，按病种付费将覆盖所有二级医院和部分三级医院。 …[详细] |
| “总额预付制”是以控制医保支出增速、规范医院医疗服务行为、减少医疗费用过度消费为目的出台的改革新政。某种程度上，确能解决此前广泛存在的“过度医疗”等问题。2011年人社部将上海、呼和浩特、保定等7个地方定为推行医疗总额预付方式的典型城市。目前，保定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显示，“总额预付制”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制度设计上，均面临一些困境。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保定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其核心问题就是，医保中心能否给各个医疗机构确定合理的、符合实际的资金定额。如果医保中心给某家医院制定的定额太低，医院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限制看病支出、减轻负担的做法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特别是当实际费用接近总额、服务人次达标后，医院往往会以种种借口推诿患者，尤其是重症患者。 …[详细] |
| “一旦额度比较紧张，推诿病人就成了一个最简单易行的、规避风险的办法。”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胡苏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她的一位亲戚去一家试行总额预付制的医院看肠癌，却被医院告知最好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治疗。胡苏云认为，癌症手术费用大，耗费医保基金多，这才是医院推诿患者的主因。2009年，包括华山医院在内的三家医院，成为上海市首批试点医保总额预付的三级医院。负面效应像一道阴影，几乎从医保总额预付改革初始就伴随而来。 …[详细] |
| 具体来说，总额预付的精算应该抓紧做，要更精细。对于医院的诊疗行为要加大监督监管。此外，补偿机制也是需要加强的，补偿机制可以减少医院的逐利冲动，加大其公益性，具体到付费改革，也可以让其更从容地面对控费。 从去年，上海开始试点把结余下来的费用返还给医院。以前，总额预付超过的费用，医院要承担六成，而结余下来的，一般医保部门要回收。医院缺乏控费动力。现在把结余的钱返还给医院，也是一种激励。付费改革，最终也是需要按不同情况推行不同的付费模式。目前，我们推总额预付，一些客观条件还不是成熟，负面效应可能被放大。这时候就更应该推行多种付费模式，互相补充。 …[详细] |
|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熊先军同样认为，实施按病种付费，需要几项配套制度的同步改革。比如，按病种付费的改革启动之后，如何调动医生积极性？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对此并不担心。作为北京第一家申请DRG试点的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的诸多举措已为按病种付费改革做好了铺垫。这样的绩效考核与按病种付费实现了顺利对接，都强调诊疗效果，而不是多开药多检查。按病种付费的改革是系统工程。在德国，包括医保方、医院方、病人的三方协商博弈机制已经建立起来，而在中国行业协会力量弱小，谈判协商的机制在全国并未真正建立。这一试点的前景还取决于相关部门是否支持。多位参与试点的人士担忧，在积极推动这一试点的相关官员退休后，北京相关部门对于按病种付费的热情已经明显下降，相反更看好总额预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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