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袁仲一（左）与杭德洲一起处理一号坑的秦俑。（资料照片）
1980年，袁仲一（右）与程学华在清理铜车马。（资料照片）
一个个大坑接连发现
“那时候，不敢相信真有这么大的坑呀，世界上也没听说过呢！”袁仲一至今仍感慨万分。
计划一周完成的工作干了近一年。1975年3月，三个试掘方挖完后，一号坑的东端已全部暴露出来，出土了500多件陶俑、24匹陶马。四五月间，总算把大坑的基本范围确定了：东西约230米、南北约62.27米，深度4.5-6.5米，按密度估算，其中有陶俑、陶马6000件左右。
8月，正在北戴河疗养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遇上了聂荣臻元帅，告知西安临潼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兵马俑坑。聂元帅建议王冶秋立即打报告，建博物馆。后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会议，一致通过建博物馆的提议。初定的投入是150万元，后来实际花了570万元。
俗语有云：“骊山戴帽，长工睡觉。”已经出土的陶俑，最怕的就是雨雪天气。没有顶棚挡风避雨的日子，袁仲一等人天天听天气预报，随时准备用稻草帘子和塑料薄膜将秦俑盖上。
一天深夜，暴雨倾盆，守在窝棚里的队员猛然惊醒，赶紧叫人，查看堆土围堰。果然，东南角渗水厉害。那时，也没有抽水机等机械设备，大家伙分工合作，一些人用脸盆往外排水，一些人用土加高加固围堰。
“事后，每个人都成了泥人。”袁仲一笑着说。
建博物馆的计划批下来，袁仲一喜忧参半。喜的自然是以后秦俑有了“家”；忧的是，怕提供的数据不准确。“如果坑很大，房子造小了，盖不住；如果坑小了，房子造太大，浪费钱。”袁仲一对考古工作始终抱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那时候，国家经济困难，我们不能多花一分冤枉钱。”
经过更小间距的梅花孔钻探，一号坑大棚建得刚刚好，东边、南边、北边都卡准了，唯独西边有5个门道未纳入棚内。“加一道钢梁就是30万元，为了省这30万元，5个门道被排除在棚外。”对此，袁仲一遗憾地皱了皱眉。
兵马俑一号坑发现后，善于钻研的袁仲一脑子转了一下：古代建筑以对称为美，是不是在一号坑附近还有其他的坑呢？他将考古队分成几个小分队，继续扩大钻探范围，寻找新的兵马俑坑。
1976年4月23日，考古队终于在一号坑东端北侧，一棵杏树附近的地下发现了陶俑残片。5月，二号坑范围确定为曲尺状，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有陶俑、陶马约1400件。随后，在一号坑西段北侧，又发现了三号坑，面积520平方米，共有72件陶俑、陶马。
在袁仲一看来，一、二、三号坑符合中国古代的排兵布阵之法，即左中右三军。同时，二号坑和三号坑之间应该还有个四号坑，因为尚未建成，所以没有陶俑、陶马。《汉书·刘向传》记载：“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又有《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彊，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由此推知，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参加修建秦始皇陵园的工人被抽调去打仗，故四号俑坑未建成。
在工地时有性命之虞
1978年，秦俑考古队在对秦始皇陵园进行考古勘探时，在秦始皇帝陵西侧20米，发现了国之至宝——铜车马。
“最开始钻探发现，那里的土是五花土，也就是有人动过的土层。继续往下钻探，铲头发出了和金属撞击的声音，‘嘭’的一声，音质浑厚。另外，在探铲带出的土中，竟然捞起来一个纯金的金泡，也就是马笼头上一个金质构件。初步判断，地下可能有铜车马。”
198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对该地进行了局部发掘，结果出土了一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高车和安车。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两辆铜车马上的金银构件加起来，各有7公斤重。为了清理和保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考古队员程学华日夜守护，长期不得回家。
那年年底，程夫人来到工地，问程学华：“你都几个月没回家了，到底什么时候回去？”
袁仲一看着于心不忍，做双方的思想工作，督促程学华忙完手头的事，早点回去陪太太。谁想，没多久，程学华到家却发现，妻子忧郁成疾，已悬梁自尽、撒手人寰。
“那是我一辈子都没法忘记的伤心事，也是我们考古工作者顾不上家的现实。”袁仲一的心情变得很是沉重，眼中隐有泪光。
一直在隔壁房间坐着的夫人刘钰听到这里，趁着倒茶的空档，转移话题，安慰老伴说：“别说帮忙照顾家里。你以前没退休时，连顿早饭都没正经吃过。从外地开会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些秦俑。”
刘钰说，逢年过节，母女俩得上工地，一家人才能团聚。有一次，十多岁的女儿帮刘钰拉蜂窝煤，赌气地问：“怎么别家都是爸爸一个人拉煤车，我们家却是我和妈妈两个人推煤车？”
袁仲一说，考古工作必须慎之又慎，哪里还谈得上顾家。铜车马打包运到室内后，检查时，里里外外翻了三遍，愣是没找见一节银质管形构件。
“那银构件只有一个指节长，但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可比性命还重要，万万不能丢失。”袁仲一强调说，“当时，秦俑博物馆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晚上窗子不破，东西丢失归考古队负责；窗子破了，东西丢失归保安负责。”
所幸，银构件总算在另外打包的一个小袋子里找到了。原来，因时间仓促，工作人员粗心，把银构件装错袋了。
不光是为文物提心吊胆，袁仲一在工地上还遇过几次险情。第一次是挖唐墓时，一个工人师傅在11米深的墓室里清理，墓室顶部有2米厚的淤泥层。袁仲一下去后，习惯性地用树枝在土层上划线，辨认土层是否有错动。
“一旦土层有错动，很容易塌方。”袁仲一说，当时看到线的错动明显，“别挖了”的话音未落，师傅一镢子下去，2米厚的淤泥层直往下落。说时迟、那时快，袁仲一拽着他就往反方向的坑壁靠。“万幸！淤泥层若盖住人，救也没法救。”
还有一次，在兵马俑一号坑西北角的一探方发掘时，袁仲一和一名工人在四五米深的坑底清理，用辘轳往上运土。突然，辘轳的一只铁脚脱落，直接向坑底砸去。亏得袁仲一敏感，发现异动，迅速用右手将工人推向坑壁。手刚缩回，就见重达几公斤的铁脚落地，在两人中间的坑底，凿出个小坑。
细心的刘钰在边上补充说：“两次都有惊无险，算运气的啦，考古还有职业病。发掘二号坑那些年，坑里湿气大，他身上到处长湿疹和水泡，奇痒难当。后来，是我听别人说金霉素眼膏有用，才治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