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9口6个孩子超生长期没户口 计生委：需缴70万

　　无户口致三兄妹相继辍学

　　而户口带来的不便也逐渐显现。

　　这座以枣树成林而得名的村庄，可耕地面积达2600亩，整个村子靠种地为生。90年代初，村里开始按户口本上

　　的人头分地。因为老二、老三没有户口，家里为此少给16分地。

　　更严重的影响是孩子们的学业。

　　因没有户口，老二张泽金无法参加中考报名，父母商议了一周，决定让他放弃学业。两年后，老三张泽龙遇到同样难题，无奈效仿了哥哥的老路。

　　四女儿张金鑫坚持读到了高中，却还是因为无法报名参加高考，选择终止了学业。

　　今年9月，老五张泽东升入离家7公里的张家湾中学。

　　这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留着比哥哥姐姐都“潮”的蘑菇头，喜欢在一切可映像的玻璃平面前整理发型。他习惯穿黑色衣服，将裤脚挽起，搭配着鞋边被刷得雪白的运动球鞋。

　　能上高中对张泽东来说是新的开始。两年前，本该正常升到初三的他，因为没有户口，无法进行中考报名，回家休学一年。

　　被暂停入学的张泽东窝在卧室的电脑旁，将门关上，音乐声调到超出正常分贝，玩同龄人中流行的网络游戏。

　　父母需要干活时，张泽东会停下手中游戏，起身帮忙。但一提到“学习”二字，张泽东会冒出脾气，皱起眉头，扯着嗓子喊，“念书有什么用，没有户口，我什么也做不了。”

　　被“黑户”改变的人生

　　辍学后，老三张泽龙开始找工作。没有学历、没有经验，正规的厂子进不去。未成年的他只能在开春后，找到家附近的小厂子做零工，帮忙搬砖铲泥。

　　他回忆说，那时冬天刚过，气温还不算高。他每日要从砖厂运出6000块砖，送往村里盖房的各处地方，一天下来，腰酸背疼。

　　小厂子不缺人时，张泽龙就只能闲在家里，帮父母下地锄草、施肥，照顾弟妹、刷锅刷碗。

　　当初一起读书的同学，如今大多都走出了村子，在外结婚生子。张泽龙与他们小聚过几次，但有些尴尬，“他们说的一些东西我没听过，也不理解。”

　　张泽龙说，彼此的生活已不在一个空间，代沟让他有些抵触老朋友，不如不见。

　　但比起四妹的经历来，这些艰苦变得不值一提。

　　作为女孩，家人默许四女儿金鑫在高中辍学后恋爱结婚。

　　金鑫没有拒绝互联网的诱惑，通过网络聊天对一名男生产生好感，2013年7月17日，两人举行了婚礼。

　　但“黑户”问题使他们的婚姻无法具有法律效力，领不到结婚证。结婚一年后，孩子出生，也无奈继承了母亲的“黑户”身份。

　　思想还未成熟的金鑫，因户口问题与婆家产生过一些不快。她向丈夫提出离婚，男方家要求抚养孩子，这段没有登记的婚姻宣告结束。

　　但婚姻对金鑫的影响并未结束。刚过20岁的她在爱情破碎后，患上了抑郁症。她开始不爱说话，一人坐在沙发上发呆、自言自语。有时会突然拿起杯子砸向自己的哥哥，有时会趁家人不注意，悄悄跑出家门，让家人四处寻找。

　　金鑫在“婚姻”结束后没有再见到过自己的孩子，因为服用的药里含有激素，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体重从110斤涨到了140斤。

　　与恋人孩子分离的，还有家里的二哥张泽金。他与女友的孩子也在出生两个月后被女方家人带走。理由是张家连户口也解决不了，更没有条件让孩子过好日子。

　　看病只能去小诊所

　　作为长女，张松涛是家里唯一出生就有户口的孩子。

　　刚过30岁时，父亲张伯增催促她找对象，被张松涛拒绝。

　　她心里仍保持对爱情的幻想，但对婚姻不信任。“结了婚，我们家这么多孩子，对方可以理解支持吗？”

　　张松涛在通州区一家超市的洗漱用品柜台做导购。作为大姐，她每月三千出头的工资是家里种地外的唯一收入。

　　每月工资一到，张松涛会先拿出两千元给父母，其余的钱会给弟弟妹妹买些衣服。此前为了上班方便，张松涛在超市附近租了房子，这是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单间，每月房租不到300元。

　　为了省钱，张松涛一顿饭会分两次吃，1米62个头的她只有90斤重。一次低血糖，张松涛晕倒在地铁，母亲王茂臣放心不下，让她回家。

　　张松涛放弃了出租房，改乘近两小时的公交上班，她算了笔账，这样每月能多省出一百元。

　　最小的七妹与大姐差二十多岁。

　　刚上4年级的张晓曼，与大两岁的六姐张晓敏个头差不多，一样的发型、相似的脸蛋儿，走在路上，外人都以为是双胞胎。

　　但晓敏见人会甜甜打招呼，年纪小的晓曼不爱笑。

　　7个孩子的大家庭，至今没有一张全家福。记者拿出相机时，张晓曼收起脸上的表情，眼睛直直盯住镜头。

　　“为什么不笑呢？”“我笑不出来。”

　　“怎样才能让你开心？”“有户口。”

　　没有户口，6个孩子感冒发烧，都只能去附近的诊所看病。稍微严重点，男孩会拿父亲的身份证、女孩拿姐姐的身份证。长期服药的老四，病例本上就是大姐的名字。

　　日常在家，母亲王茂臣不敢大声呵斥孩子，任由他们偶尔有些小脾气。王茂臣坦承，作为母亲，她没法让孩子顺利接受教育，却让孩子们自己承担了后果，她心里愧疚。

　　她理解孩子成绩跟不上、在校与同学吵架，却心疼他们过度的懂事。

　　“户口”是一家人近三十年来生活的主题。

　　为户口奔走近30年

　　要为孩子上户口，首先要为超生付出代价。

　　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社员参加生产劳动，每天会得相应报酬的“工分”。早期超生的家庭找到大队，扣除500至1000工分，可为孩子换取户口。

　　那时的“工分”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起初生下老二，张伯增并未认识到户口的必要性，省了“工分”。直到孩子该上学，张伯增急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生育加大力度，张伯增多次来到村大队、派出所，得到的回复均为“超生，没办法。”

　　难以承担的费用

　　为了户口的事，老三张泽龙也成了计生委的熟脸儿。常常一到门口，工作人员就知道了来意，回复有消息会通知。

　　村里不行，张泽龙跑到张家湾镇，镇里不行，他又找到通州区。

　　2010年，计划生育推广后第六次人口普查。张伯增被村里建议，让孩子回妻子的老家河北开当地出生证明，没准能上户。

　　王茂臣回到娘家，问过医院，医院回复“哪里出生，就在哪开”。

　　事情终于还是有了转机。

　　2010年起，村里对超生孩子上户陆续放宽。只要缴纳完社会抚养费，计生委就给开证明，派出所就可以上户。

　　2014年5月底，张家的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书被送到了家里。

　　北京市通州区计生委开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显示，根据2012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16476元的标准，对张家征收社会抚养费。限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逾期未缴纳的，自欠费日起每月加收2‰的滞纳金。

　　其中，张家二子张泽金需缴纳2000元，三子张泽龙3000元，六妹与七妹应分别缴纳263616元与3295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