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穷人银行”试点9年 出现挤兑倒闭潮 图
挤兑引发倒闭风波
违规投资非农产业失败，导致部分合作社资金无法回收，引发挤兑风波，留下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窟窿”。
按照预期，被各方看好的“穷人银行”应该走得更远才是，但包括严春元在内的很多储户，都没想到会出事。
2013年元月，听闻附近几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倒闭了，严春元匆忙赶到银联合作社门口，才发现现场挤满了前来挤兑的储户。面对情绪激动的储户，银联合作社工作人员无奈告知，合作社资金链断了，无钱可兑。
盐城市政府相关部门随即调查发现，银联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将该社9成以上的农民互助金，投入到安徽天长市一个房地产项目上，出资金额高达1.2亿多元。
按照盐城市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管理规定，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资金不能投向非农产业，只能投向本区域内的农业。在实践中，这一中国版的“穷人银行”走偏，严重脱离了原本设计的为农民服务的轨道。
盐东镇新洋合作社是当地第一家倒闭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这家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4月，出事时账内外农民存款高达1.46亿元，涉及近5000名储户。
新洋合作社只有小部分资金用于农村业务，大部分的资金投向串场河大桥、安置房工程等非农领域。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新洋合作社的这些投资未达预期收益，致使资金回笼困难，到期存款无法及时汇兑，引发老百姓集中挤兑。
挤兑潮迅速蔓延。
当地的瑞鑫合作社、东城合作社、东南合作社、环保产业园合作社、银联合作社等先后被波及，它们形如多米诺骨牌，在老百姓的疯狂挤兑中，一个接一个倒闭关门，留下一个个少则数千万、多则上亿的“大窟窿”。
记者调查获悉，该区成立的24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中，总共有9家关门歇业。
盐城市相关部门不肯透露该市到底有多少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倒闭，该市市委农办一位部门负责人介绍，大部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运转正常，“确有少部分出现了一些问题”。
几乎与之同时，在江苏连云港、南京等地，亦出现多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倒闭现象。连云港市灌南县4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1.1亿元存款被挪用、涉及2500多名储户，导致4家合作社无法正常兑现农民存款。
南京高淳区砖墙镇农民资金互助社被立案调查，该资金互助社吸收了大量储蓄存款，约有300多名“储户”，共3200万元资金无法兑付。
类似的新闻不断被见诸报端，公众对盐城模式的质疑达到顶点。
在不少人的眼中，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异化为一个融资平台，农村的钱不断被吸纳上来，大量流向非农产业，这显然违背了它成立的初衷。
错位监管下的“两套账”
当地官员指出，引发挤兑风波的互助合作社，均做了两套账，账内资金应付检查，账外资金流向了非农领域。
互助资金被挪用，严春元、田荣富等认为责任在于政府监管不力。
事实上，在2013年元月倒闭风波出现之前，盐城市政府对此已有所警觉，曾多次召开会议，要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并出台了联网监管制、利率严控制等十项制度，希望规范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成长，为其创造较好的金融环境，但收效甚微。
严管之下为何还是出了问题？
记者找到了该区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主管部门——区委农办，该办一位领导介绍，事发的合作社均做了两套账，账内资金应付检查，账外资金则悄悄投向非农领域，因而逃脱监管。
盐城市委农办一位部门负责人则表示，农办人员不是专业的金融管理人员，加之部门人手紧张，要让他们去监管一个金融组织运转，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
银联合作社法人代表蔡涛顺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电话采访，他证实合作社的确有两套账存在。
蔡涛顺原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在当地农民中有较高声望。银联合作社创办时，法人代表是他儿子蔡泽中，后来变更。
蔡涛顺承认，银联合作社没有将钱用在当地农业，而是投资了安徽天长市“上城风景”项目。但因合伙人涉嫌诈骗，该项目2013年4月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项目无法按预期回款，致使其资金链断裂。
政府介入后，银联合作社先后数次许下承诺，分批兑付社员存款。但兑付期限和比例一再变更，很多人至今只拿到20%。
一名储户打电话找到蔡涛顺，蔡涛顺告知，正在安徽“找钱”，暂时不会回盐城。但不一会儿，蔡涛顺就被当地几位储户看见，他“喝得醉醺醺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迟迟不能要回存款，众多愤怒的储户开始涌向政府，“广大社员情绪激动，多次围堵地方政府，社员代表持续上访，局面已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在一份报告中，盐城市一区政府如此写道。
因涉及数千农户、数亿存款，从2013年开始，几乎每年年底，盐城市各级政府都不得不面临这一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
储户认为，合作社是政府批准的，因之应该“谁批准谁监管，出了问题谁负责”。
盐城市一农办负责人对此叫苦不迭，他举例说，就像一个企业到工商部门登记，然后这家企业进行了违法犯罪活动，难道工商部门也应该对此负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