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抢救”
5年时间,摄影师黑明只干了一件事——留住百位老兵影像,记录他们的人生。
5年里,黑明走过喧闹的都市、偏僻的农村、古老的村寨、荒凉的戈壁、庄严的军队、沧桑的眷村,还有孤独的海岛和幽静的古刹,在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的近200个家庭,采访、拍摄当年的抗战老兵,采集了500个小时的录音,50万字访谈
▲黑明与老兵谢翔龙合影 黑明供图
谢翔龙
释来空
许成基、戚玉兰
小林宽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坤晟
100个知青、100个农民、100个大学生、100个僧侣、100个右派……摄影师黑明对100有格外的感情。
在这位纪实摄影师眼中,100意味着圆满。在用影像记录过许许多多群体后,6年前,黑明的镜头对准了100位抗日老兵。
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黑明不掩饰2010年的自己就是为了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间节点进行创作。50名共产党抗日老兵,50名国民党抗日老兵,5年时间积累下一摞两寸高的登机牌成就了一红一蓝两本影集。
虽然在国家博物馆的影展推迟到2016年的元旦,但耐心给参观者讲述每一幅照片背后故事的黑明还是感到满足。正如他宁愿自己50万字的手稿被删去一半,也要选择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影集一样。黑明一直认为,自己的影展和影集能多被官方认可,自己照片里的主角就能多得到一分安慰。
在他们人生快结束的时候,把他们留住
在展厅门口的一张照片里,一位老人右手握着一把打猎的土枪,袒胸露乳,岁月在老人面庞和胸腹刻下刀刻般的沟壑格外清晰。这是黑明这组照片中的得意之作。
得意的并不是照片本身,而是照片的传播真正改变了这位103岁老人的境遇,让黑明感到欣慰。
老人名叫谢翔龙,是革命烈士袁文才的妻弟。1940年初,27岁的谢翔龙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同年夏天爆发的第二次粤北战役。他亲自参加了那场历时20多天的战斗。谢翔龙说,日机轰炸韶关曲江桥的时候,一天最多有过32架飞机狂轰滥炸。不幸的是一枚炸弹落在了他和战友郑继众的身旁,郑继众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只有一条完整的大腿掉在地上不断抽筋,自己的左屁股也被炸掉一块肉受了重伤。
1944年底,谢翔龙收到父亲病重的信件,请假回江西老家,脱离部队,从此务农为生。此后数十年,谢翔龙的生活并不如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受不少磨难。
2013年,黑明到井冈山干部学院进行10天的政治学习。有志愿者告知正在寻访抗战老兵的他,离学院不远就住着一名叫谢翔龙的抗战老兵。
黑明沿着当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崎岖山路找到了当时100岁的老人。10天学习时间,黑明连续3天跑到离学院将近40公里的茅坪乡马塬村与谢翔龙老人聊天。他和老人把酒言欢,坐在一起聊毛泽东、袁文才、王佐等历史人物,拿到了不少珍贵的一手资料。
随着黑明给谢翔龙拍摄的这张力量感十足的照片流传开来。2013年,默默无闻的谢翔龙在自己100岁时开始享受到了当地民政部门每月给他300元的低保待遇和老年补贴。2014年1月,深圳的民间组织关爱抗战老兵网经过审核,将他落实为抗战老兵,每月给他500元救济金。
“去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政府还给他颁发了纪念奖章。老人很高兴。他儿子打电话对我说,父亲晚上兴奋得睡不着。”黑明说。
国博展厅场地有限,展览只展出了52幅照片。照片中有共和国的将军,也有国民党的参谋,有参加过数次大会战的国民党老兵,也有打过百团大战的八路军、坚持在江南抗日的新四军以及东北抗联、东江纵队等奋战在天南海北的老战士,甚至还有被八路军俘虏,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兵。
有位外地来的观众听说这位身材不高的中年男子就是拍摄者,竖起大拇指,说他做了一件大善事。
如果说,黑明认为自己的作品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这组《100个人的战争》里没有开国上将吕正操的身影。
吕正操将军是黑明儿时的偶像,也是黑明动念拍摄抗战老兵的缘起。“小时候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红岩》,第二本就是《烈火金刚》。”创作于1958年的抗战题材小说《烈火金刚》讲述的是冀中平原军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进行“大扫荡”而浴血奋战的故事。黑明永远记得10岁的自己翻开那本从同学手里借来的《烈火金刚》泛出的油墨味道。
“主角史更新就是在吕正操的部队。”在黑明尚未计划拍摄抗战老兵前,他曾设想过为吕正操将军拍一组照片。但2009年,吕正操去世,此事终成奢望。后悔不已的黑明意识到——正在凋零的老兵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启动拍摄抗战老兵的计划。
“从这里数前面8张照片,其中5位老兵已经去世了。”黑明指着展厅最靠前几张照片说。
与大多数的影展不同,每幅老兵照片旁都附有大段的老兵生平介绍与黑明自己的采访手记。5年里,黑明共采集了500个小时的录音,整理出50万字的访谈。“在他们人生快结束的时候,把他们留住。我把他们的声音留下来,影像留下来,人生故事留下来。”黑明说。
《100个人的战争》中的100位老兵全在90岁至105岁之间。像在滇缅战役中,在戴安澜将军负伤后,给将军抬担架的老兵罗四维在接受完黑明采访的第二天即撒手人寰。据黑明介绍,在2016年的1月,自己拍摄的老兵中,有三分之一已经去世。
没有5年,拍不出这样的作品
5年时间,黑明心无旁骛。
老兵不好拍。像采访在湖南省常德市德山出家为僧的释来空,要做早课的老僧只同意凌晨四点接受采访。黑明为了和老人聊常德会战的往事,在深山古刹住了三天。
2012年,在台湾纪录片导演谭端的帮助下,黑明到了台北的荣民院。连续几天,他一进房间,逮住老兵开聊就一整天不出来,甚至被前来“查证”的管理人员怀疑是不是肩负有“特殊使命”。
且不说很多时候需要翻山越岭。与90岁以上的人对话,绝非易事。不少老兵需要子女和志愿者在旁翻译,甚至只能看手写的问题。老人言语夹杂方言,记忆混乱是常事。采访一个老兵,花两三天时间不足为奇。
为了作品,黑明是一个吃惯了苦的人。20年来,他一直用自己的镜头关注着黄土高原上的新窑子村的发展与变迁。村民房志珍曾说:“我不记得黑明来过新窑子多少次了,反正他每年都来好几回,一住就是好多天,村里人的拖拉机、农用车,常去城里的火车站和飞机场接他送他。夜里,他总是钻进一个红布袋子,睡在学校教室的桌子上,白天他要是不去庄户家吃饭,顿顿就吃方便面,十几年了,他来来回回都这样。”
纪实摄影,最难的还是让采访对象接受自己。像采访一些有级别、讲部队纪律的将领,黑明几乎动用所有的人脉联系,也要看运气,有时连军报和军分社的朋友都劝他放弃。像采访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上将,身边很多人看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黑明一开始走公家的流程,申请如石沉大海。“我拍摄老兵不是一个公家的采访任务,都是我私人自费做。人家一开始都比较谨慎。”黑明说。
在台北时,谭端向黑明推荐了《抗战史话》作者徐枕。当黑明拨通电话,老人只说了一句:“不要来,不接待!”便挂断电话。一连打十几个电话,对方再没有接。黑明径直上门,老人隔着铁门依然拒绝黑明的采访。
这不是黑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局面。20年前第一次去新窑子村,村子里派了两个民兵跟着他,并说他是特务。整整一个星期几乎全村所有人都怀疑他是坏人。
当徐枕问:“台湾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一定要找我聊!还要给我照相。”黑明诚恳地说:“因为你是抗战英雄。”老人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为了和老兵们对话,在拍摄前,黑明查阅了大量的抗战史料以及相关文艺作品,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日本的,“最起码有几十本书。”
“我在拍摄每一个人之前,我都要了解他的历史。抗战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如果历史背景不了解,很难做出深度来。”黑明说。
专题拍摄之前,黑明专程去了卢沟桥、山西武乡、山东枣庄、河北冉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建川博物馆等地寻找抗战的遗迹。
每当采访结束后,黑明会花大量时间考证。“对每一个人的经历都要严格求证。包括用什么枪,穿什么衣服。他们年纪大了,很可能记错。把长沙会战的事情记到武汉会战。这就需要你去核实。”
5年里,黑明一边拍一边写,一边写一边拍。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拍了,就回家休息一下,然后再背上相机出发。
“我希望每张照片都不一样,拍5个月是不成的,5天就更不可能了。我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完成这件作品。”黑明说:“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的兴趣。如果不付出努力和时间,拍出来的照片就会特别轻。”
太强调形式感,会减弱影像的内涵
影集中,身份不同、境遇千差万别的100位老兵们神态各异。日本老兵小林宽澄在照片里举起了双手,老兵刘景轼坐在椅子上紧握双拳像是在呐喊……黑明说,自己拍摄老兵的方法是把相机架好,通过WiFi用手机控制相机拍照。每当老兵说到激动处,他就不停点击手机。
“照片要干净、真实、生动,我都是在对话中拍出来。如果只是平淡的纪念照,观众就不会问为什么。”黑明希望每一个看到照片的人都关心照片背后老兵的人生。
开展那天,家住北京的抗战老兵许成基和老伴儿戚玉兰来国博看了展览。老太太站在自己和爱人的照片前痛哭流涕。照片中,老先生站得挺拔,身上挂满了奖章；坐在身旁的老太太只露出脖颈以上的部位。身后墙上挂着两人年轻时戎装的照片。
原来一向好胜的戚玉兰对自己在照片里的形象感到委屈,她说:“我也参加了抗日。为什么比老头子低这么多?”
黑明解释说,两个人的照片不容易构图,一不小心就成了纪念照。当时,他也问过戚玉兰有没有军装。但戚玉兰回答,当年家里穷,自己的军装早拿去给孩子们做鞋了。于是,黑明最终选择了不对称的构图。
不过,黑明并不把摄影当成一个技术活。“选题特别重要。我在拍照片的时候,不希望特别强调形式感、线条,太过于强调这些,我觉得我们影像的内涵肯定就会减弱。”
在一次讲座中,一名摄影爱好者请黑明对自己止步不前的技巧给予指点。对方掏出一摞除了荷花还是荷花的照片。黑明不解:“你总拍荷花何来进步?”对方不服气,举了某位擅长拍摄荷花的干部,其作品在市场上价格不菲的例子。黑明无奈:“但你不是领导啊。”
黑明不爱把自己的镜头对准湖光山色、花鸟鱼虫。出生在陕北的黑明自嘲是因为家乡没有特别美的风景。“只有拍活生生的人能抒发我对社会的认识,对事物的理解,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从1979年拥有第一台120型孔雀牌照相机算起,黑明已经拍了36年照片。只能在摄影圈去传播的沙龙摄影,绝不是自己想要的状态。
学者张颐武评价他的摄影是“饱含着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无尽的感慨和遐思的作品。”
“我总是在关注不同的群体,我觉得他们有故事,我觉得他们能让我们读到不同年代的人的生活历程、工作历程,他们在这个国家所经历的苦难、磨难,或者是他们为这个国家所付出的和所贡献的。”黑明说。像关注了20年的新窑子村,黑明期待有一天能够成为一部中国农村变迁的影像史。在2010年启动拍摄抗战老兵计划前,黑明同样用了5年时间通过多种途径,对300多人进行拍摄,把他们发生在不同时代同一地点的故事记录下来,完成了《公民记忆 1949—2009》:“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国家发展的变化。从第一张1949年的照片到2009年,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历程。通过老百姓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通过环境看出这个国家发展的过程。”
拍摄抗战老兵,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只要自己能完成,就一定能是好作品。“他们的人生太精彩了,他们一辈子遇到的事儿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