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全科医生(追梦·我在这里修国宝)
图①:杜伟生工作照片。
资料图片
图②:亟须修复的破损书页。
李亚鸽摄
图③:已修复完成的古籍书页。
李亚鸽摄
我们这行路很窄,但是很长。
——杜伟生
不久前,来自埃及、伊拉克、约旦等10个国家的20名文物修复专家来到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学习纸质文物修复“真经”,并且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发布《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古籍修复这一不为公众熟知的行业重新进入大众视野。这到底是一份怎样的职业?记者走进国家图书馆总馆一隅,走近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和他的团队。
救书如救命,须臾不可怠
“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杜伟生觉得自己的工作就如清代《装潢志》所描述的,他把自己形象地描述为书的全科医生。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30多年,杜伟生对书籍有一种亲切感,说起古籍修复如数家珍。修复前先要对古籍进行“体检”,针对霉变、虫蛀、缺损、酸化、老化等不同情况,制定适合的医治方案。补破最为重要,其中的溜口,即对古籍的书页进行修复,是关键的一环,因为人们经常翻,书口就会有裂缝,需要将这些裂缝补好。拿一个皮纸条,用很稀的糨糊抹在书页的反面,贴在破口处。杜伟生说:“皮纸条要非常薄,几乎可以用薄如蝉翼来形容,不能增加书籍厚度。”
每天杜伟生坐在自己位子上,身边是陪伴几十年的工作台,两米见方的台子上,摆满已经修复好的书籍。那台子好像是一张为古籍续命的时光机,无论经历时光怎样的打磨仍然熠熠生辉。工作台上的大理石压着已经修复好的书页,桌面上还放着糨糊、毛刷、喷壶等工具。现如今,工作台旁坐着许多年轻的修复师,田婷婷就是其中一位。她用喷壶洒一片水雾,书页字面向下舒展在工作台,手持毛刷将破洞边缘打湿,再将竹纸托补上,用镊子将边缘移除,一个两厘米见方的破洞在她手下补好,可谓是,“敢捡残山取剩水,补悬便可起云烟。” 经过他们的妙手回春,残破的古卷,延续了生命。
如今,杜伟生修复古籍已经有40多年。1974年3月,当了5年兵的杜伟生退伍,被分配到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一开始没什么事做,就站在老师傅后面看,慢慢地做清理残页、调糨糊、打补丁等一些简单的修复。虽然当时老师傅文化水平都不高,但古籍版本知识非常丰富,哪个朝代的古籍版本看得很准。随后,杜伟生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古籍整理进修班,系统学习古籍分类和编目知识理论。一年后,再次回到图书馆,修复古籍就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告诉记者,修复一本平均80页破损不严重的书籍,每天工作8个小时,也需要三五天。现在,国家图书馆有敦煌遗书等四大镇馆之宝,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杜伟生一直参与修复敦煌遗书。他说,与敦煌遗书结缘二十几年,每每打开书卷,就像在阅读它的人生一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杜伟生这样形容自己修复时的感受。“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敦煌遗书最大的困难在于这批文献涉及多个朝代,各种不同的纸张,每册每页的破旧程度都不一样,必须反反复复研究,寻找合适的方法对症下药。2002年,他着手修复《永乐大典》。最大的难点在于材料。它封面用的是一种生丝,为尽可能找到一致的材料,国家图书馆的10位修复人员,在北京各个绸布店搜寻。修复人员还找来丝绸专家,深入分析生丝的成分,和《永乐大典》封面的丝绸材料反复比较,力求尽善尽美。
最难修复的是已经成“砖头”的古籍,就连分页都很难,基本像一块板砖。遇到这种顽疾,只能用蒸。将书放在蒸笼内熏蒸,隔几十秒就要拿出来,看能否剥离。如果不行,再继续蒸,如此一页页剥离,周而复始。
守得了寂寞,坚守住传承
历史上,古籍修复师是个高度繁荣的行业。宋代以后,修书就成了一门手艺。明清开始有了裱褙胡同,有了专门的聚集区,从业人数扩大,说明行业发展。后来因为战乱古籍修复一度消沉。再次繁荣是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很多图书馆的古物都是从废品站里抢救出来的。杜伟生和他的团队,在这份小众甚至边缘化的工作上,坚守了很多年。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杜伟生说道:“我们继承过去古籍修复可逆的原则,将来如果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便随时可以改用先进的技术,更好地保护这些古籍。”1998年, 杜伟生在原始纸浆补书机的基础上改进,第一次将纸浆补书机运用到古籍修复中,大大提高了修书效率。一张千疮百孔的书页,浸入纸浆补书机的水里,通过设备自动运行,慢慢填补了破损的小孔。再把这张书页取出来晾干,小孔就被完好地弥补了。
“‘好人’不愿意干,‘赖人’干不了”是古籍修复行业的现状。修复的人要掌握一些古汉语、版本、美学知识;古代造纸和印刷技术方面也要了解些,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也要懂一点。但令人欣喜的是,全国现在有数十所学校设立古籍修复专业,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也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北京的民办大学也在做这件事情。
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与普通古籍,一共有200余万册(件),有1/3存在各种形式的破损,其中有近1/10处于濒危状态,亟须修复。而每年古籍修复人员平均修复几百册,最多1000册,修补的速度远不能满足需要。2007年国家成立古籍保护中心,承担全国古籍保护的工作。目前已举办将近20期培训班,每期有30—40人次。各地图书馆自此后建立古籍修复室。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规模最大,在编人员17人,加上返聘的人员共21人,但是他们只占国家图书馆在编人员的1%。
“干一行,爱一行。”从业40多年,杜伟生觉得对于古籍修复不仅仅是珍惜,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就好像医生给病人看病,能让破损古籍重新利用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人类的文明在纸上传承了上千年,古籍修复技术是依托纸的,纸是互联网取代不了的。杜伟生说道:“只要有纸质书籍存在,我们这行就有存在的必要,哪怕最后就剩一个人。我们这行路很窄,但是很长。”
本版制图:张芳曼 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