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 资料照片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他曾坦言：“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除此之外，梁思礼另一个身份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儿子。不过，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办公室主任杨利伟（兼任梁思礼秘书）看来，“他首先是一名出色的航天专家，然后才是梁启超的孩子”，因为“即使不提这个身份，他的人生也有太多的经历值得倾听”。

有人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梁家的遗传

一双大眼、宽阔的前额再加上一张典型的“梁家嘴”，梁思礼举手投足间总有父亲梁启超的影子。梁家的遗传，一个留在了脸上，一个种在了心里。

可能是老年得子的缘故，九个子女中，父亲梁启超特别喜欢这个最小的儿子。“父亲平时在天津饮冰室写作时，一般不许孩子们去打扰，可由于他特别喜欢我，有时候我到他那儿去玩，他便常常跟我玩玩、逗逗，等于给了他休息的机会。”在《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一书中，梁思礼自述道。

幼年的梁思礼被家人唤作“老白鼻”——这是风趣的父亲对他的昵称，系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而来。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白鼻”后来竟然成了中国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

“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工业救国”梦

尽管生在北京，但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是在天津度过的。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

然而到美国两周后，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日美宣战让他失去了与家庭的联系和经济来源。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在罐头厂装过罐头，在餐厅端过盘子，在游泳馆当过救生员……“第一个寒假我没地方去，外甥女周念慈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我就在她那儿过的。在那儿我第一次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增强了我的进步倾向。”

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想转到工科大学。“因为那时我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觉得中国老受人欺负，将来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后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就好了。”于是，他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的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

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后来的无线电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无线电公司RCA已经同意接受他。“如要到美国公司工作的话，随时可能被抽调去当兵，可我就是不愿给美国当兵，所以还是决定继续上学。”就这样，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作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CSCA）积极分子的梁思礼一方面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此刻，站在彼岸码头迎接他的，是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含热泪的老母亲，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一样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

“我们这些热爱祖国的归国留学生心中暗暗发誓：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在自述文集中，梁思礼如是描述自己的感受。

“驯火者”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人，他的职业生涯见证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只是失败的记忆要远比成功来得痛切。

1962年的这次导弹发射，留给梁思礼的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导弹冒着白烟，摇摆不定，爆炸于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这样的描述在梁思礼以后的报告和演讲上被反复提及。

不过，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的经验要比成功的经验宝贵得多。

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

“梁老总提出质量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生产出来、管理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实验和统计分析出来的……实际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个研制过程中解决每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而这也成为我们应该贯彻执行的宝贵财富。”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所长董若环说。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退居二线后，梁思礼从未远离“战场”，而是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他所信奉的萧伯纳那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普渡大学埋首实验、国防部五院夜夜鏖战、酒泉发射基地发射前检查、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在每一个人生节点，梁思礼和其他“驯火者”一样，被镌刻在历史的坐标上。

“父亲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的一生，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坚持了一生的选择——中国航天事业。”对于父亲的离开，女儿梁旋悲痛万分。但她认为，父亲能够坚定信仰并践行一生，已是“无憾”。

（本报记者 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