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名士轩”上的“三点”谜团(汉字故事)

图一：济南大明湖“名士轩”匾额

图二

图三

图四：《六书通》中的古篆“士”字

在济南大明湖最大的湖中岛上，巍立着闻名遐迩的海右古亭——历下亭。唐天宝四年（745年），诗人杜甫到临邑探望弟弟杜颖，途经济南。适逢杜甫的忘年交北海太守李邕至济，便在此亭宴请杜甫及济南诸名士，杜甫即席赋诗《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首，留下了“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千古绝唱。

于是，人们便在历下亭旁建起了名士轩。该轩坐北朝南，面阔五间，硬山出厦，花雕扇扉，轩内西壁上嵌有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大诗人杜甫以及自秦汉以来祖籍济南的15位名士的石刻画像，供世人瞻仰膜拜。名士轩也成了文人雅士们的游赏宴集之所，吸引着更多的名士鸾集、落脚泉城。

在名士轩的门楣之上，悬有一方“名士轩”隶字匾额，为宣统辛亥（1911年）春清末书画家朱庆元题写。(见图一)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发现“名士轩”三字中竟有两个错字：“名”字多了一点，“士”字多了两点，于是便认为这是朱庆元有意为之，意在期望济南的名士多一点、多一点、再多一点，将美好的祝愿通过诙谐的书法形式表现出来。

不过，此说倘能成立，只能说明朱庆元认为济南的名士还不够多，所以才要多点、多点、再多点。那么，这就不是对济南的褒扬，而是有所贬抑了。事实上，济南历史上的名士远不止名士轩画像上的那十几人，如果开列出一个详单的话，那将是洋洋数百人，堪称蔚为大观的。因此，杜甫的诗也不是信口胡诌的，而是有根有据的。试想，如果连济南的名士还要再多点的话，那么其他地方呢，岂不是要多百点、千点了？

事实上，朱庆元所题“名士轩”三字根本就没有什么错字，那“三点”也不是额外添加上去的，而是隶书的一种变体写法。

我们首先看“名”字。《说文解字》对“名”的解释为：“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可见，“名”是由“夕”“口”组成的会意字。前面我们说了，“名士轩”三字为隶书。在隶书中，“名”字的“夕”部也可以写成两点。此种写法在东汉《曹全碑》中即已出现，在清人隶书中更是得到广泛使用（见图二）。

我们再看“士”字。《说文解字》对“士”的解释为：“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由此我们知道，“士”是由“十”“一”组成的会意字。那么，其中的两点又是怎么来的呢？在清代顾南原撰集的《隶辨》中，注明此种写法为“古文‘士’也”。虽然“士”字加两点的写法在汉隶中并不普遍，却大量出现在清人隶书中（见图三）。

清代由于金石学和小学的复兴，书家们在古文字的研究上明显超过前代，从而造成了清代隶书鼎盛、名家辈出的局面，同时出现了一种用隶、楷、行等今文字书写古文字的现象。

下面是明末闵齐伋《六书通》中所收录的篆体“士”字。我们可以看到普遍带有装饰符号。因“士”字笔画较少，故清人隶书多仿效古篆写法加点，不仅可使“士”字结构丰满，而且彰显古意，故而颇受青睐。(见图四)

清代隶书具有抒发性灵、解放思想、师汉隶但不为汉隶所束缚的特点，用清代画家石涛的话讲，就是勇于“借古以开今”。清末书法家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对清代隶书如是评价：“超轶前代，直接汉人。……皆原本古先，自出机杼，未可以时代降也。”在“名士轩”上，我们领略到了清人隶书的风采及其开拓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