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部何雨欣：责任，紧握在手中

图为记者在工作中

　　当记者，我遇到过很多人，也听到过很多故事。每一次采访，几乎都从握手开始。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讲，让我难忘的三双手。

　　粗糙的手

    今年7月，我去了抗洪一线，坐着拖拉机，来到大坝上，我遇到了一名普通的武警小战士。

　　他叫邓聪，皮肤晒得黑黑的，第一次参加抗洪。 我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握了手，却发现这是我握过的最粗糙的手。 安徽水情严峻，一处河堤突然决口。邓聪和战友们跳进水流最急的地方，打下梅花桩，封堵决口。 邓聪，就是那个握桩的人。 因为打桩是用机器，力量特别大，以至于每打一下桩，木桩上布满的刺儿，就会狠刺邓聪的双手。

　　“疼么？”我问他。 邓聪挠挠头，腼腆地说，“哪顾得上呀，每打完一个桩，我就赶紧从水里捞点黄泥巴，糊在手上，再去握下一个。”

　　20岁…… 我在想，曾经20岁的我，手中握的是什么？是一本书，是一支笔，是一部手机，还是一把吉他…… 如果一双20岁的手握住的是一个大坝的安危，这双手在与洪水搏斗后留下了战斗的烙印。那么谁能否认，这是一双年轻，但却担当的手呢？

　　邓聪告诉我，他出来执行任务特别紧急，第二天，妈妈才从电视上，知道自己所在的队伍正在参加抗洪抢险。于是通过指导员的电话，妈妈找到了儿子。 电话的另一边，妈妈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在默默哭泣。 邓聪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了。

　　冻僵的手

　　2013年，我上到青藏高原。冰天雪地中，我握住了一名修路工冻僵的手。常年的高原低温让这双手骨节粗大、皮肤开裂、握不成拳。 这名修路工叫程春明，很爱讲故事，说笑话。

　　他说他住的房子里太冷了，竟然从天花板上结出１米多长的冰柱子，得戴安全帽才敢过去。 他说他经常睡一晚上觉，第二天打开门，发现雪已经下了1.5米以上，要想出去，得先找个铁锹，刨个洞。

　　程春明讲的不是夸张的笑话，而是他参与修建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级公路，也是世界上修建难度最大的公路——墨脱公路的真实经历。 这是中国最美的一条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但当我亲身感受着，向右扭头，就是碎石不断滑落的万丈深渊；向左扭头，就是随时可能塌方的悬崖岩壁。我终于明白，大自然在这里最美妙，也最无情。 50多年的的5次修建中，２００多名修路工，长眠于此。

　　“怕过么？”我问程春明。 “怕过。最怕的，是寂寞。” 这里１年有7个月都是封山期，在这个连牦牛都不愿来的地方与世隔绝，常常变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墨脱公路的核心工程——嘎隆拉雪山隧道贯通的那天，程春明遇到一名当地门巴族的老人。坐在隧道口，老人边哭边说，他的亲人再也不会因为翻越雪山，而永远离开。那一刻，程春明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暖了。

　　残缺的手

    两年前，我来到山东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当我猜想着会握住怎样一双手，采访却没有从握手开始。 朱彦夫，一位老村支书。18岁参加抗美援朝，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双手、双脚与左眼。

　　身体这样了，还能做什么？ 但凭着一股干劲，村里8名党员齐刷刷举起手，选他做带头人。 从此，一双残缺的手，托起了这个贫困的小山村。

　　滴水成冰的日子，朱彦夫带领大家去打井，溅起的泥水、磨出的血水，加上汗水，生生把他的假肢和断肢冻在了一起。 乡亲们全哭了。 一位老人跑过来，抱起朱彦夫的双腿，放在自己胸膛上，老泪纵横地说:“求求你回家行不行，就听俺这一次。” 朱彦夫笑着安慰老人：“要是真能长到一块，我还求之不得呢。”

　　如今，朱彦夫已经80多岁了，但腰杆依旧非常直，用断臂敬出的军礼，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优秀的军人。

　　他说他经常会梦到一个地方，那个他和连里30多名战士最后死守的250高地。

　　第一天,还剩19人；第二天,还剩6人；第三天,仅剩1人。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高地。

　　粗糙的手、冻僵的手、残缺的手：这三双手让我记忆犹新。 沉甸甸的责任，紧握在这些平凡的双手中，绽放出了不平凡的光彩。

　　作为一名时代的记录者，我们有责任，走进平凡，发现背后的不平凡，握紧手中的那只笔，写下一个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责任与担当，一点一滴，凝聚起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