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12日（星期六）16时15分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士余、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项俊波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新华社记者：这个问题提给证监会刘主席。去年中国的A股经历了罕见的大涨大跌，很多投资者损失惨重，市场各方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让市场企稳，但是对于最初的救市措施市场各方也有不同的看法。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另外，最初的救市措施何时退出，中证金何时退出？
刘士余：谢谢新华社记者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因为你说去年投资者损失惨重。证监会主席一听投资者损失惨重这件事，就感觉到担子很重。正如你所说的，去年中国的A股确实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异常波动。我到任以后对这件事也做了专门的了解和分析，为了节省时间，我列一下数据。
2014年7月份之前，中国的股市大体经历了7年之久的熊市。从2014年7月份开始，中国股市先是恢复性回升，后又出现过快过高的上涨，到2015年6月12日，上证综指、深圳成指、创业板指数涨幅分别达到152%、146%、178%，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快过急的下跌。俗话说，山有多高，谷有多深，泡沫怎么吹起来的，就会怎么破灭。2015年6月15日到7月8日，一共17个交易日，上证综指大幅下跌32%，造成市场较大面积的恐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几尽枯竭，形势危急，非比寻常。当时我作为农行的董事长，感觉全社会好像都在关注、都在焦虑，股指下行的势头对当时的金融市场的影响就好比一辆重载的油罐车，不管它拉的是煤油还是柴油，在下坡路上刹车失灵了，轻则车毁人亡，重则引发森林火灾、破坏文物、伤及无辜，这叫多重性风险。
全社会关注、全社会焦虑，我也关注，我当时也焦虑，为什么？我在关注农行的股价，农行的股价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投资，我对我的股东要有回报，农行是大盘权重股，它一跌影响股指，证监会就得问责我。我还担心我的客户，也担心我的资产质量。大家都知道我比较长时间从事民生金融工作，深知老百姓挣钱不容易，在市场流动性枯竭、大面积恐慌的情况下，不果断出手还得了？！那必然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恐慌，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果断出手对市场失灵的状况进行紧急修复之后，结果证明此举稳定了市场，为修复市场、建设市场、发展市场赢得了时间。我知道新华社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对该不该出手、何时出手、谁来出手、怎么出手这些关键问题都有不同意见。因为每个人拥有的信息量不一样，他对这件事作出的判断只和他拥有的信息对称，大家说的无非是这几个方面：该不该、何时出、怎么出、谁来出。我想，这些意见都是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建设性的意见，此后的实践证明了大家的意见虽然有分歧，但是越来越趋同。
观点收敛在什么方面呢？我体会，收敛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这一根本方向上。既然是根本方向，就不能动摇。同时，就新华社记者的这个问题来说，资本的本能是逐利的，资本市场的灵魂在于竞争，竞争就必然有美丽和残酷两种格局，“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都必须以平常的心态面对这种现实。政府的职能不能动摇，就是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离开“三公”原则就谈不上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谈不上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只有保护好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才能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稳健发展。
今后，当陷入市场完全失灵、连续失灵的情景时，仍然应当果断出手，这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目标，或者说符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国际上任何一个资本市场大体都有这样的案例。凡是股市异常波动，原因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资本市场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包括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成熟的交易者、不适应的监管制度。对此，中国证监会必须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快改革，转换职能，全面依法加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刚才新华社的朋友讲到救市措施何时退出。我首先说，救市这个词不怎么规范，回答这个问题，到现在我都没用救市这个词，因为政府和学术界一般不用救市这个词，我们叫稳定。有些措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特别是一些非常规的机制性措施，在市场已经完全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状态之后已经解除或者正在退出。至于您关心的中证金的退出，坦率告诉你，我还没有考虑这事，未来的较长时间内，谈中证金退出为时尚早。
